大禹

　　根據梁曉聲茅盾文學獎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年代劇《人世間》，伴著農歷新年的到來，給國產電視劇確立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好開端，儼然成為繼《父母愛情》《金婚》等現象級年代劇之后的又一個中國電視劇史上的高點。映襯著中國最具煙火氣的春節，劇中周家兄妹和光字片鄰里的故事，也被印染上了一種只有中國人才懂的情結和底色。

　　盡管劇中設定的時間線和大背景明確含有三線建設、知青下鄉、改革開放等歷史際遇和話題，但很明顯，電視劇改編最大程度追隨和尊重了小說創作的本意。人物和故事始終是主體，這也是接近的時代背景下，《人世間》和《大江大河》等作品有著明顯不同氣質的根本原因。電視劇很好地完成了梁曉聲在文學創作上對“他者”的觀照，存留了年代劇最容易缺失、也是最珍貴的拙樸。

　　我們的骨子里都住過一個周秉昆

　　劇中的周家三兄妹，每個人都能代表那個特定年代的一個群體。在這樣的大部頭作品里，被投入筆墨最多的主人公，既不是乘風破浪的有志青年周秉義，也不是個性自由、思想獨立、充滿話題感的周蓉，而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向來被全家人“笑話”的周秉昆。他身上的青楞、憨厚、耿直、毛糙、“行就行，不行就拉倒”的率性是我們身邊最常見到、也最容易找到的人，這個人就是我們自己。但在生活的課堂里，我們努力的目標恰恰都是：要成為比周秉昆更“優秀”的人。所以我們對周秉昆的心疼，也正是對那個還沒有完成“進化”的自己的疼惜。

　　如果說一部作品只能由一個人物代言，來完成創作者的精神傳遞，那么在《人世間》里的這個代言人只能是周秉昆。在他作為光字片區小老百姓的酸甜苦辣、風雨波折的人生歷程中，始終沒有褪色的是人性中最柔軟和善良的那部分，所以他才在年輕時不畏人言，一心喜歡“有污點”的鄭娟，對待老弱幼飽含仁愛之心；他才會在萬難中讓好友國慶一家搬出周家老宅時，卻覺心中有愧，抱頭痛哭；在法庭上，相比刑期長短，鄭娟自曝被強奸的身前事，讓他對無法保護心愛之人的名聲更感無力和絕望……如此種種，皆是周秉昆身上始終不變的惻隱。而這份善良，不單單在周秉昆一個人身上，在整個光字片區的鄉里鄉親身上，因時因地因事，我們都不難發現他們的善意。這份平凡與實在，是整個社會最大面積也最基礎的構成。我們的骨子里都住著一個周秉昆——只是有人最終努力走出了光字片區，成為了周蓉和周秉義，或者成為了駱士賓和水自流，又或者始終沒有走出，住在老宅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迎擊生活的磨礪，哭著笑，笑著哭。從小說到電視劇，都盡可能保持了平視視角，安靜地記敘歲月，也極大拉近了觀眾和作品的距離。

　　比起早年間《大哥》《大姐》《大嫂》等同類年代劇中，突出表現勇擔生活之苦、百般磨礪仍笑對一切、甘愿犧牲自我成就他人、絕對占據精神道德高地、讓人心生敬意但卻望而生畏的小人物中的“大英雄”們，周秉昆在《人世間》里的付出、掙扎和奉獻都去掉了神圣感和救世主的影子，真實而可親。

　　已經遠去卻令人懷念的時代

　　除了人物本身，《人世間》里白描的諸多光字片區的平頭老百姓，共同構筑了那個特定年代的中國底層社會的人際關系：零邊界感。以周秉昆為首的“六君子”群體，絕對是那個歷史時代年輕人關系交往的最典型寫照：有難同當，有福同享，即便各自組建了家庭，但一個個小家庭之間也可以做到沒有圍墻，沒有秘密。這是物質匱乏時代下，讓人團結互助的一種必然與客觀，也是中國社會民眾還沒有精神獨立、個性自由還未蔚然成風之際，很長一段時間里人際關系的普遍特質。在物質生活上，人們需要互相依存才能更好地生活；在精神生活上，人群聚攏是傳遞社會信息的主要渠道。

　　在水泥墻高聳、一人一個門洞、一個手機一個世界的今天，這樣一種親密無間的非血緣的社會關系對于中年觀眾來說，是一次無助的、深切懷念又都回不去的深情凝望；對于年輕一代觀眾而言，則是一次新型交際關系的獵奇，亦是一種無法在當今社會環境土壤中復制的遺憾。彼時的《人世間》雖已非此“人世間”，但卻絲毫不影響我們穿越代際，產生對人生、生活的理解和共鳴：甘苦的表現形式和內容雖已不同，但我們始終都想方設法、生生不息地把歲月趟過去。

　　梁曉聲在《人世間》茅盾文學獎的獲獎感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我認為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文學對文化影響世道人心的使命，具有責無旁貸的義務……”顯然，電視劇《人世間》已完成了這場從文學到影視劇的接力，小說中那群有情有義、勇擔生活之責的小人物已在電視熒屏上，給這個時代下的萬家燈火中，注入任由人生坎坷、“我不啼哭，不哀嘆，不悔恨”的堅韌生長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