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作者：李世愉、賀曉燕（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政權的鞏固和發展，離不開各項制度的建設，科舉制度便是突出的一例。科舉制度歷經隋唐宋元明清諸朝，推行時間長達1300年之久，其選官功能經久而未衰，是中國古代最有效的選官制度。1300年的科舉發展史證明，科舉制度的創立、發展、完善，體現了制度建設的全過程，而且科舉制度的建設始終伴隨著歷代考試的實踐，在實踐中不斷調整、改進，從未停止，甚至在廢科舉前還在努力變革。科舉制度的建設發展是一個艱辛、復雜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有所創新的過程。回顧科舉制度建設的全過程，可以看到以下四個特點。

　　制度建設的全面性

　　科舉是通過設科考試來選拔官員的制度，涉及諸多方面、諸多環節。因此，從唐代開始就注重制度建設的全面性，以確保該制度的有效實施，如對考試科目的設置、考生資格的確定、考官的選任、考場的管理、閱卷的程序、主管部門的確定等，都做了詳細規定。宋以后各朝更是為之不斷努力，科舉制度建設的全面性不斷顯現出來。宋代不僅在考試科目上做了重要調整，還確立了三年一開科及殿試制度，同時確立了固定的考場（貢院），推行回避制度，建立了一套防止舞弊的措施，使科舉制度更加完善。明代推行“科舉必由學校”（《明史·選舉一》），增加了童生試，又推行八股文，使考試向標準化的方向邁進，當然這也帶有負面效應。清代的科舉制度集歷代之大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其一，以各種方式增加科舉名目，如恢復制科，廣開恩科，建立宗室科目，設立翻譯科，旨在為更多的人提供入仕的機會。其二，在會試中采取分省取士，以確保各省士子都有登科的機會；在鄉試中實行編號制度，分別規定錄取名額，以確保偏僻之鄉及少數民族子弟有中式者。其三，進一步完善科場條例，從童生試起一直到鄉試、會試的資格審查，以及考官選派、出題、閱卷、錄取等各個環節都有詳細的規定，以加強對整個考試過程的監管力度，旨在保證公平取士。對邊遠小省的政策傾斜，對土司科舉之放寬，彰顯了科舉取士的籠絡功能。其四，吸取歷代之教訓，全面推行落第政策，盡力安撫、安置鄉、會試落第者，如發領落卷、恩賞老年落第者、推行舉人大挑，旨在求得社會的相對穩定。其五，對科舉經費的使用及管理完全制度化，如舉人盤費、考官路費、科場支出等項開支，均按定制執行。可以說，清代的《科場條例》涉及考試的方方面面，可謂無所不包，甚至細到考場用筆的顏色都有明確規定：鄉會試考生用墨筆，謄錄書手用朱筆，對讀生用赭黃筆，內簾主考用墨筆，同考用藍筆，內監試官用紫筆，內收掌官及書吏用藍筆，等等，以體現各有專司，各負其責。

　　制度建設的持續性

　　科舉制度自創建以來，不斷在改進、完善之中。可以說，科舉制度的建設在1300年間從未間斷，即使在廢除科舉前的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為改革考試科目，還特開經濟特科，以破格求才。科舉制度的核心內容是公平公正，但幾乎與科舉制度同時誕生，違背公平競爭的各種舞弊取巧行為就出現了。因此，防止舞弊從一開始就是科舉制度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僅以此為例，看看歷朝在這一點上持續不斷的努力。唐代實行科舉之初，還保留有公薦制度，因此造成考場請托盛行。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接受請托，引起不滿，穆宗下令“覆試”，結果已錄取的14個官員子弟有11人被黜落，由此開創了榜后覆試制度。會昌三年（843年），禮部尚書王起權知貢舉，提出“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以限制公卿子弟入仕。宋代為保證公平取士，廢除了“公薦”及“公卷”制度，“一切以程文為去留”（陸游：《老學庵筆記》卷5）。同時嚴格了考場紀律，嚴格了貢院管理，考生入場前要進行搜檢，以防夾帶文字資料入場。后又做了技術性改進，如淳化三年（992年）開始實行“糊名考校”，即將試卷封印糊名。真宗時，始行謄錄制度，即將考生試卷謄錄后再送考官評閱。此外，早在雍熙二年（985年）即設立了親屬回避的“別頭試”制度，即考官與應舉之人有姻親者，令設考場別試。金朝在考生入場搜檢環節非常嚴格，以至有人指責“解發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之禮”。故金世宗大定年間行“沐衣更衣之法”，令考生入場前先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金史·選舉一》）。明代防弊制度更為嚴密，除專設監試御史，以及彌封、謄錄、對讀、監門、搜檢等專管官員外，還令考生入場后每人單獨一號舍，由號軍看守，發現有挾帶舞弊者，“于場前枷號一月，滿日問罪革為民”（萬歷《明會典》卷77《禮部·科舉》）。清代對考生入場時的穿戴及攜帶文具等有嚴格規定，甚至所帶糕餅餑餑都要切開查看。此外，為保證公平取士，清代創設了許多新的規定，如審音制度、搜落卷制度、覆試制度、回避制度等。審音制度是在童生試中，為防止考生冒籍跨考而采取的一項措施，即考生入場前先核對口音，確認為本州縣人，方準入場。可見在科舉制度的建設中，歷代對公平取士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過。

　　制度建設的規范性

　　科舉制度的發展，也是其本身不斷規范化的過程。唐玄宗時，科舉主管部門由吏部改為禮部，標志著科舉考試機構完全從官員銓選機構中脫離出來，取得相對的獨立性，這是科舉制度向規范化發展邁進的重要一步。歷經宋元，自明代始，科舉制度的發展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即各級考試的規范化，這也是科舉制度成熟的標志。如明代規定，子、卯、午、酉年鄉試，丑、辰、未、戌年會試；鄉試在八月，會試在二月；鄉會試各考三場，分別于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進行；考前一日入場，后一日出場；鄉會試三場試題范圍形式相同，且有明確規定，屆時主持者照章辦事即可。清沿明制，只是會試時間改為三月，三場試題略有變化。而清代在規范性的管理上更進一步。如鄉試主考官一律由京官派出，且必須是進士出身。為保證主考官的文化素質，雍正朝開始推行“考差”制度，即對有資格任主考的官員進行考試選拔，稱“考試試差”，簡稱“考差”。凡任鄉試正副主考者，均按省份之遠近頒發路費，且規定起程的時間。各省鄉試試卷一律官辦，均以官尺長一尺、寬四寸為標準，每本卷價定為一錢二分，全國劃一。鄉試揭曉，大省于九月十五日內，中省于九月十日內，小省于九月五日內。榜后鹿鳴宴，均在各省布政司設宴。鄉試結束后，各省主考例應將考試情況上奏折匯報，稱“試竣折”。清代對“試竣折”中應匯報的內容也有明確規定。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為督促各省主考認真搜落卷，特補充規定，“各房落卷，令主考照例盡數搜閱，有無取中，于奏報試竣折內聲明”（《清高宗實錄》卷815，乾隆三十三年七月辛亥）。各省舉子進京會試，均按路程遠近發給盤費，時稱“公車銀兩”。鄉會試放榜后十日，均發還落卷，令落第者領回閱看，以示至公。

　　制度建設的適應性

　　科舉制度在發展的過程中，遇到過各種情況，如朝代更迭的動蕩，王朝的對峙（宋與遼、金），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元、清）等，但它始終表現出驚人的適應性，科舉制度不但沒有停下發展的腳步，反而形成諸多適應性的特點。如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他們在科舉制度的建設上體現了濃厚的民族特色。元代取士，把蒙古人、色目人分作一類，漢人、南人分作一類，所考科目、難易程度均有區別。錄取亦分兩榜，元代尚右，故蒙古人、色目人為一榜，揭于中書省門之右，稱“右榜”；漢人、南人為一榜，揭于中書省門之左，稱“左榜”。金代為適應女真人應試，特設女真進士科。清初，為突出八旗的特殊地位，曾推行“滿榜”與“漢榜”，后不分滿漢，但規定各自的取中名額。雍正元年（1723年）設立翻譯科，只準八旗士子參加，凡鄉試中式者稱“翻譯舉人”，會試中式者稱“翻譯進士”。這些舉措大大迎合了少數民族士子的需求，也將科舉制度籠絡讀書人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清政府在治理西南土司地區的過程中，也推行了科舉制。為了使科舉適應這里的特殊情況，清政府采取了優惠政策，不僅在州縣遍設官學，大力興辦書院和義學，還在地方官學專門設置少數民族子弟和土司子弟的入學名額，并嚴禁他省士子到這里來冒籍跨考。同時，增加鄉試及進士名額。這些措施體現出科舉適應時代的發展，適應特殊情況的需要，但又不違背公平公正的原則。因此，科舉在西南土司地區呈現出一派興旺的景象，自雍正以來，不斷有土司呈請參加科舉考試，便是有力的證明。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20@WTC01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