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厚量（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855年3月4日，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希臘史學者費爾頓教授向英國學者喬治·芬利寄出了一封口吻頗為嚴厲的回信。他寫道：“您信中的一部分內容讓我很傷心——那是您談論自己的那段文字。請原諒我的措辭唐突，但我認為您并不理解自己在這個時代占據的地位……您的作品在世界文學中占據著一席之地；您的名字也將永遠躋身于關于該主題的最高權威之列……您親自在一部壯觀的歷史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又在史學創作中進一步揚名立萬。”

　　這封偶然流傳下來的信件著實耐人尋味。它向我們揭示了喬治·芬利這位著名史家對自身學術成就的失望，以及另一位古典學者費爾頓提出的不同意見。事實上，依照19世紀的學術標準來看，喬治·芬利的7卷本巨著《希臘史：從羅馬征服至今（公元前146年至公元1864年）》堪稱英語學界中羅馬帝國后期史與拜占庭史領域的重要參考著作，并在當時的歐洲古典學中心——德意志獲得了廣泛好評。德國歷史學家卡爾·霍普夫教授評價道：“憑借有力的風格、政治家的眼光和哲學精神，芬利讓自己的全部作品散發著熠熠光輝。”從專業視角來看，喬治·芬利確實沒有理由對自己的畢生努力作出如此悲觀消極的判斷。事實上，真正令芬利心灰意冷的原因在于，他嘔心瀝血創作出的這部希臘史巨著沒有在希臘人中間、在19世紀的社會公眾那里產生強烈反響。這一挫折使得作者對自身學術研究的根本價值產生了懷疑。而費爾頓教授的回函同樣從史學研究公共價值的角度出發，對自己的好友和同道加以勉勵，認為后者將成為一位參與締造了歷史、并通過自己的史著再度改造世人的思想、從而令自己名垂青史的偉大學者（費爾頓在此化用了小普林尼《書信集》中的警句）。

　　至于芬利與費爾頓的看法孰是孰非，并非本文需要討論的問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芬利和費爾頓的往來書信所承載的、看重史著公共影響力的價值觀，其實代表著二戰之前古典學界普遍堅持的一種史學傳統。芬利心目中的學術偶像、英國史家愛德華·吉本曾經宣稱，他要使自己的著作成為人們最喜愛的讀物，既能擺在學者的書齋里，也能放在淑女們的梳妝臺上。吉本的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受到教會人士的猛烈抨擊，卻在英國廣大讀者中飽受贊譽。吉本對此評價道：“公眾是很少會看錯的。”他在全書付梓之際感嘆道：“二十個幸福的歲月因我修史的辛勤而富有生氣，這一成就在人世上給我以名譽、地位和聲望，舍此我是無從獲得的。”他還滿懷信心地預言，自己的作品將擁有一種“未來的命運”，也就是將對各個時代的讀者持續產生思想上的影響。無獨有偶，喬治·芬利心目中另一位英國前賢、幾乎同時代的希臘史學家喬治·格羅特同樣十分看重史學的公共影響力。他創作《希臘史》的直接目的便是駁斥英國保守派政治家、歷史學家威廉·密特福德的保守史觀，扭轉讀者對希臘民主制的負面印象。這一重視社會影響、渴望與讀者密切互動的古典學歷史撰述傳統一直延伸到喬治·芬利去世（1876年）之后。德國古典學家蒙森雖致力于專狹的羅馬法與銘文學研究，著述等身，但也憑借其文筆生動、想象力豐富的《羅馬史》贏得巨大的公眾影響，并于1902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英國學者羅納德·塞姆的成名作《羅馬革命》同樣富于現實關懷精神，寄托著自己對當時戰云密布的歐洲局勢以及人類文明的未來命運將何去何從的深刻憂思，二戰后對專業史學界之外的政治學界、影視文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盡管上述這些古典學家們大多出身貴族階層，并且當時也還遠未出現“公共史學”的概念，但他們在寫作目標、寫作手法與文字風格等方面苦心經營，力圖提升自身史著的公眾影響力。這一史學傳統形成的歷史背景復雜，至少同以下三方面的因素關系密切：

　　其一，在18—19世紀的西方，古希臘文和拉丁文是人文教育的核心內容。能夠識文斷字的、接受過中等程度教育的讀者通常都會或多或少地接觸過色諾芬、柏拉圖、奧維德、維吉爾等重要古典學家的名篇選段，這為古典歷史知識的傳播與普及，以及以相關史實為依托的公共學術討論提供了前提保障。

　　其二，19世紀盛行于德意志、法國與意大利的古典語文學傳統注重文本考據和詞句分析，專業性十分突出。在語文學傳統占據主導地位、吸引了大量專業研究者的情況下，撰述古典歷史，尤其是通史著作的任務則往往由學養深厚且人生閱歷相對豐富的非象牙塔式學者（如身為銀行家和國會議員的喬治·格羅特，當過軍人與律師的喬治·芬利）承擔。他們在寫作過程中通常會對讀者的興趣與需求予以更多的關注。

　　其三，在文藝復興、古典主義等文化傳統的影響下，古希臘史與古羅馬史在西方知識分子的歷史記憶中占據著獨特的崇高地位。政治學、法學與經濟學領域的大量理論爭鳴，均圍繞著希臘羅馬史中的案例與文本展開。這一事實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公眾對希臘羅馬時代歷史經驗的重視程度。

　　然而，古典史學研究領域的這種公共傳統并未在二戰后的古典學界得到很好的傳承。盡管伯里、哈蒙德、瑪麗·比爾德等人，或者在希臘羅馬史通史與教科書編撰方面傾注心血，或者為古典史學的公眾化奔走疾呼，并努力改變古典學術傳統的寫作方式，但就二戰以來古典史學的整體發展趨勢而論，古典史學與史學的公共精神正在漸行漸遠。二戰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科學化傾向促使當代學者強調文獻考證和量化數據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將人文主義精神排除出了古典學研究；前人出色的研究成果帶來的壓力迫使新一代學者另辟蹊徑，選擇更為專狹的研究領域，有時甚至不免劍走偏鋒，陷入過度瑣碎考據的窠臼。到了21世紀，通史撰述傳統和古典史學的敘事特色日趨衰落，相關領域的優秀作品乏善可陳。而由專題論文、學術專著、考古報告和古典文本校勘構成的古典學研究成果對讀者的專業知識、語言功底要求高，很難引起本學科專家以外的讀者們的廣泛興趣。與此同時，當代西方公眾的古典學知識儲備卻在時代變遷與教育改革中有所削弱。因此，雖然當代的古典學工作者、尤其是相關專業的青年學者與研究生們在研究選題的多樣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逐步改變著當代古典學的基本面貌，但缺乏敘事特色、人文主義精神和通史視野的古典學研究仍然很難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公共史學傳統。對于曾經孕育過吉本、格羅特、蒙森、塞姆等同時在世界史學史、文學史與政治思想史上占據著崇高地位的古典史學而言，這種公共精神的萎縮誠為憾事。

　　不過，在當前的古典學研究領域，史學的公共精神也存在著復興的可能與機遇。第一，與吉本、格羅特、喬治·芬利與蒙森的時代相比，21世紀古典學的從業隊伍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當前的古典學教育與從業機會已向社會中的所有階層開放，而來自歐美世界之外的東亞、印度與中東地區的學者們，也為古典學研究提供了嶄新的國際化視野。如果說19世紀的古典學——這門象牙塔中的貴族之學，尚且能夠具備強烈的公共精神，并在古典學的公共化方面作出努力，21世紀重拾并發揚史學的公共精神，也理應成為來自社會各階層、世界各地區的新一代古典學研究者們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第二，新史學潮流對全球史、日常生活史與社會性別史等領域的關注，為當代古典學創作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激發大眾讀者興趣的視角與方法。當代的古典學者們如能將以希臘、羅馬為代表的古代地中海文明同歐亞大陸其他文明之間的交往與聯系，龐培、赫庫蘭尼姆等考古遺址揭示的古羅馬日常生活，婦女、老人與兒童在希臘羅馬社會中的生活狀態等主題吸納到自己的著述當中，可以為21世紀的古典學研究打開一片別開生面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