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黃啟哲

　　距離10月6日首演還有不到三周時間，話劇《英雄兒女》已進入創排沖刺階段。這部作品是根據作家巴金的中篇小說《團圓》和長春電影制片廠同名電影改編，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創排。主創希望通過對紅色經典的重述，帶領今天的觀眾，共同禮贊上海這座英雄城市，致敬英雄的上海人民。

　　今天的上海文藝人，為何選擇重述這一深入人心的紅色經典？帶著這個問題，記者昨天對劇組進行獨家探班。走進五樓排練廳，正在進行的是一組舞臺多媒體片拍攝。當拍到王成寫家書一幕時，開拍沒幾秒，工作人員在監視器后喊“卡”——王成用的鉛筆對嗎？“對的！電影里就是一支中華牌鉛筆！中國上海造！”接話的是王成的飾演者、青年演員劉炫銳。他一邊說著，一邊把鉛筆上“中國上海”的字樣沖向鏡頭，那份自豪的語氣逗笑了在場的所有人。作為遼寧籍的“新上海人”，在戲里戲外與這位上海英雄融為一體，更為當年“出人出錢出物資”的這座英雄城市感到由衷的驕傲。

　　而這一幕，也恰好回應了前面的問題——因為這座城市、這座城市的人民不能忘記、也始終沒有忘記，“為什么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開鮮花”。正如該劇編劇喻榮軍所說：“上海是最具有英雄傳統的城市，我們想用這部戲賡續并發揚這樣的傳統，從而站在今天的視角回答，什么是英雄、什么是英雄主義。”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坐標；英雄，也是一座城市最引以為傲的精神財富。而英雄主義精神，正是在我們致敬紅色經典、回望歷史中一次次歸來、一代代傳承。

　　擦亮“黨的誕生地”后，讓英雄城市的精神坐標更加閃亮

　　即便放在今天，小說《團圓》與電影《英雄兒女》都是紅色題材文藝作品中非常特別的存在，兩部作品雖有激烈的戰爭場面刻畫與英雄獻身的描寫，但更多的是著墨于兩個上海家庭在戰場尋親團圓的故事。正是這樣充滿人文溫度的視角，讓宏大的戰爭敘事、英雄禮贊有了扎實的情感與現實依托。也正因如此，幾代人記住了王成、王芳這樣一對英雄兄妹，令王成喊出的那句中國軍人最強音“為了勝利，向我開炮”，以及主題曲《英雄贊歌》，有了更深沉的情感依傍。

　　更值得一提的是，兩部作品深刻展現出上海從工人階級、地下工作者、志愿軍戰士、文工團戰士等各方力量對于抗美援朝戰爭的貢獻。這是巴金兩次赴朝，冒著炮火與戰士們吃住一道，用生命寫就的。而推動電影改編的戲劇家夏衍，則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前身）的第一任院長。此外，影片的主要演員，也都來自于上海。

　　正是這作品內外與上海的深刻聯結，讓喻榮軍有了創作沖動。近兩年伴隨著上海全面實施“黨的誕生地”發掘宣傳工程，上海“光榮之城”的形象根植人心。在這段光榮歷史之后，不管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建設還是對抗美援朝傾其所有的參與支援，上海與上海人民都作出巨大的貢獻，涌現了一批又一批英雄。可以說，從《團圓》到《英雄兒女》，就是這座英雄城市在抗美援朝時期“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物資有物資，要什么有什么”非凡壯舉的縮影。帶著這份自豪，喻榮軍與主創希望以改編經典的方式，將這塊封存在記憶深處的紅色拼圖，重新打撈擦拭，賦予時代的意義。

　　那么，如何讓新創內容能夠延續兩部經典的精神風貌？在保留經典場面的同時，喻榮軍細細梳理小說中可以生發的線索，進而從歷史文獻與采風中尋找真實故事加以充實，也融入更多上海聲音、上海力量。比如新增人物志愿軍戰士“小四川”是上海地下工作者遺孤。而王文清的警衛員劉正伍則是上海吳淞人，與王芳互認老鄉后“牽”出一首上海學堂童謠……

　　這樣的創作手法，正是喻榮軍從電影改編小說過程中獲得的啟示。影片中經典臺詞“為了勝利，向我開炮”，并不來自于巴金的原著小說，而是導演武兆堤與編劇毛烽根據小說線索，翻閱志愿軍戰士日記找到的故事。正是這一忠實歷史而又大膽改編的原創情節，使得原著中一句“他勇敢地在山頭犧牲了”，具象為銀幕上鮮活的英雄形象。

　　舞臺上立起的上海英雄群像，并非創作者的刻意為之，而是有真實歷史事實可依的。比如“小四川”，喻榮軍查閱資料發現上海解放后有一批孩子從孤兒院直接參軍南下，后來又成為了志愿軍。他與王成身后，是1.8萬多上海青年參加志愿軍、1683人犧牲在朝鮮的壯烈歷史。

　　王復標代表的則是上海工人階級力量，他們不但是英雄的父親，同樣也是英雄。抗美援朝時期，上海工人為支援戰爭沒日沒夜趕制物資。通過老兵口述，喻榮軍意識到，一個印著“獻給最可愛的人”的上海制造搪瓷杯，對志愿軍戰士來說不只是一份鄉愁寄托，更是背靠祖國與人民的強大精神支撐。

　　“這樣一場舉全國之力打贏的戰爭，沒有哪個地方、哪個人置身事外。上海這座城市如此，我們的先輩如此。英雄兒女是他們，是你，也是我！”劉炫銳這句再樸實不過的感悟，道出上海成為英雄城市的歷史必然。

　　文工團與前線戰士的“生死協議”震撼90后“王芳”

　　不過，身處和平年代太久，經典臺詞與歌曲之于年輕一代來說，似乎濃縮成了一段陌生又熟悉的符號。“那段記憶太遙遠了！”這是記者采訪青年演員時，聽到最多的一句感慨。這句感慨也道出年輕一代出演紅色經典的壓力與擔憂——身處和平年代，如何演好大無畏的英雄人物？進組短短一個月，經由軍訓、黨課、導演胡宗琪講戲摳戲、中心文工團老兵親身回憶，他們一點點將記憶深處的英雄重新打撈、立于舞臺，與此同時，自己的思想也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禮。

　　有一出在冰天雪地中王成給戰友“小四川”焐腳的戲，胡宗琪認為劉炫銳的處理“太匆忙”，“臺詞講得太快觀眾就可能當作水詞兒漏掉，失去打動人心的力量”。還是劇組邀請上海市委黨校教授徐學通上的一堂黨課，讓劉炫銳意識到此前表演的輕飄。“老師講到一位老兵回憶，當沖鋒號令一響，他沒能第一時間沖鋒響應，因為凍傷只能原地射擊。對此，老兵竟然感到十分愧疚。我聽了以后很難受，如此艱苦的條件，我們還能要求他們什么？！”正是這樣的講述，讓劉炫銳一點點找到在舞臺上“成為”王成的可能。到后來，不再需要思考怎么去“演”英雄，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真情流露，以至于“演了將近12年，幾乎沒演過這樣一直在排練廳哭的戲”。在他看來，幕后了解的真實故事，雖然不能在臺上盡數講給觀眾，但都沉淀為表演的依托——心里不空了，臺上就有戲了。

　　同樣的轉變也發生在王芳的飾演者、90后演員賀夢潔身上。文工團到底能在戰場上發揮怎樣的作用，哪怕同為文藝工作者，她也感到困惑。直到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離休干部、作為文工團戰士赴朝的宋光華發來的一紙戰場“合同”，才讓她對劇中自己與哥哥王成結成“一對紅”、簽訂“生死協議”的情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合同”中，文工團戰士王晞與攻八六五高地的一區隊一班二小組紅旗手高志本約定，“如果高志本同志萬一掛花，或光榮犧牲時，一定要像黃繼光英雄一樣傳播出去，教育所有的部隊，名留于世。”這紙烽火“合同”談的不是利益交換，而是一個人的生死，一支部隊的榮光，一個民族的命運。由此也讓90后文藝人懂得，文工團背負的，不只是在前線鼓舞士氣，力所能及救助傷員、保證后勤的任務，更是用文藝作品讓英雄與英雄精神永遠長留人們心中的深重使命。

　　從排練廳到舞臺，甚至在等電梯的間歇，她仍然忍不住哼唱“烽煙滾滾唱英雄，四面青山側耳聽”，唱久了百老匯音樂劇的她驚覺：“我們自己民族血脈深處的旋律，真的好聽，越唱越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