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在朝內大街166號，作家石一楓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分享了他新近的創(chuàng)作心得。秋色已經很絢爛了，彩葉從樹上飄落，在風中飛揚。穿過很有些年歲的老樓，踩著樓梯三拐兩繞，進到擺設老式的辦公室，那些歷經40多年的桌椅門窗很容易把人帶進上個世紀。然而往來的年輕人，有的是靜雅文氣系列，有的是滑板少年范兒，古早與鮮活在這里交織碰撞，氣場獨特。

　　近幾年，在創(chuàng)作上非常活躍的魯獎作家石一楓，憑借多而影響較大的作品，呈現出了一種探索者和多面手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11月初，石一楓長篇力作《入魂槍》全新面世，講述了一段關于電子游戲競技的傳奇故事，而此前不久，他剛出版了長篇《漂洋過海來送你》，小說將北京胡同里的原住民嵌入世界。

　　石一楓說一口北京話，語速也快。聽石一楓說話，能明顯感受到生活的氣息，在談笑間還有不失純真的神采，如同看他的小說，不以炫目的技巧示人，里邊有著日常細節(jié)的篤定，饒有風趣。

　　架空的東西對我來說沒有意義，它架空了，我關心它干嗎呀

　　北青報：長篇小說《入魂槍》寫的是電子游戲的主題，比較新鮮，創(chuàng)作緣起是什么？

　　石一楓：對于今天的一些人來說，玩電子游戲已經是生活里很常規(guī)的一件事兒了，就像吃飯喝水一樣。我知道有不少人每天都有固定的一塊時間放在電游上面。我從任天堂開始玩，還玩過最早那種只能用電腦玩的游戲，后來也玩手游，還有Switch游戲機。有人管的時候天天想玩，現在歲數大了，沒人管了，也沒那么入迷了。

　　電子游戲本身就是一部發(fā)展史，而寫長篇小說有一個意義，就是把某一個范疇里邊的歷史，或者說把某一個類型的歷史給梳理、記錄下來，我想那就寫一個關于游戲發(fā)展的歷史。從2000年、2018年反復切換著寫，能不能把一個行當的前世今生，把險些成為職業(yè)電競的一代人的生活狀態(tài)寫進去，也是個考驗。

　　為什么在小說里抽離出來電競選手這么一個小群體？我年輕的時候沒有電競選手，玩兒得越好的就是越玩物喪志，現在電競本身是一個職業(yè)，而且電競選手還是職業(yè)比賽運動員。最早玩電子游戲那些人現在已經五十來歲，基本上不大可能變成電競選手了，我寫的就是第一撥人的故事，被時代隔過去的那些人。

　　北青報：聽起來，小說里也會直面一些“社會問題”吧。

　　石一楓：想寫一篇“社會問題”小說，這也是我構思作品的最初想法。游戲或網絡成癮已被視為青少年成長的一大障礙，而事實上，隨著技術門檻的降低，捧著手機廢寢忘食的中老年人也比比皆是。如果將其視為精神空虛的表象，那么誰比誰空虛還真不好說。非常巧，我這一代人可說目睹了它的全程。我還記得上大學時跟著宿舍里的幾個“娛樂之鬼”流竄到網吧去刷夜，真有哥們兒玩兒到嘔吐的地步也不下線，也相信每個同齡人的記憶中都有那么一兩個被游戲“耽誤了”的朋友——現在想來，他們究竟是被游戲耽誤了投身現實，還是被現實耽誤了只得投身游戲，也不好說。

　　不妨試想，當我們咬定游戲中的成敗是虛假的、暫時的，又哪兒來的自信咬定自己在現實中孜孜以求的就是真實的、永恒的呢？莊生曉夢迷蝴蝶，有科學家認為，人類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的概率微乎其微，在這個意義上，這篇小說需要探討的也是一個哲學的、認識論的問題。再具體到“人”，我們在“利害”“真假”之外，也不得不考慮“是非”。虛擬現實的公道是否有可能親手創(chuàng)造？這是一個古老的命題，時至今日仍然一發(fā)入魂，而我所寫的也許只是網絡時代的斯巴達克斯。

　　北青報：這次寫作還是遵循比較傳統(tǒng)的現實主義手法。

　　石一楓：對，肯定有現實主義手法，有社會分析、歷史分析，以及對現實做思考。

　　我覺得好的現實主義吸引人。比如說好的電影，它一定會永遠有一個類型存在，就是現實劇。像《傲骨賢妻》，它里面一定是有關注現實問題的風格。文學也是，我覺得通過小說來反思現實生活，它天生具有可讀性。現實生活是我們最有熱情琢磨的一件事兒，人有熱情琢磨這件事，那它就是吸引人。架空的東西對我來說反而沒有意義，它架空了，我關心它干嗎呀？

　　跟前輩寫北京是有區(qū)別的，因為這個城市夠大了之后，豐富性本身也就多了

　　北青報：你的另一部長篇《漂洋過海來送你》剛出版不久，今年又連續(xù)推出兩部小說，感覺你寫小說很輕松，就像玩游戲似的。

　　石一楓：寫作和出版有一定的時間周期，只不過這兩本碰巧前后腳出來。對我來說，寫作現在已經變成了固定的工作，真的就是習慣。我的工作就兩件事，一個是看字，一個是寫字，看字就是看看人家寫的東西，寫字就是自個兒寫寫小說，我每天都寫一點，沒什么儀式感。寫起來有的時候順，有的時候不順。順與不順，我覺得還是取決于對這個東西有沒有感觸、觀察生活夠不夠深入，所謂“觀察生活、體會生活”。還有就是能不能從觀察里邊有點自己的新發(fā)現、新想法，如果有，那種興奮就會被調動起來，也知道自己寫的東西多少是有點價值。如果沒有，想說的是前人都已經說爛了的，就會覺得這事兒沒意思，那就會越寫越沮喪。

　　比如寫《漂洋過海來送你》的時候，有一個興奮點就是寫北京這個地方，因為以前寫北京基本上就是把北京當做一個國內的城市，然后盡量地寫出這個城市和其他地方的區(qū)別，以前都是這樣的一個寫法。這個故事我是2020年寫完的，放在一個世界的角度來看北京，我嘗試的是北京和整個世界是一個非常自然而然的連通，這樣寫北京的一個面貌，跟前輩寫北京是有區(qū)別的，我能寫出跟人家不一樣的東西了，那當然是興奮了。

　　北青報：你早期作品里那種“北京味兒”特別強，比如《世間已無陳金芳》《特別能戰(zhàn)斗》等，后面的作品“北京味兒”好像沒那么濃了。

　　石一楓：這些東西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為我的生活軌跡就是我寫的東西。比如我上高中的時候，身邊基本上都是北京的原住民，后來工作之后，原住民變得特別少，反而變成稀缺的了。工作的圈子變了，生活里的原住民也越來越少了，反映這一段題材的氣息就會變。比如說現在讓我寫一個我童年的記憶，或者寫一個我學生時代的記憶，那北京味兒可能還是很濃，比如我寫那豆一家，那豆的童年、少年，那些人全是北京人，北京味兒自然就出來了，但是如果寫上大學以后的經歷，北京原住民的比例變低了，寫一嘴北京味兒，那是假的。

　　北青報：有讀者評論《漂洋過海來送你》是新京味兒，語言地道；也有讀者說個性突出，耳目一新。

　　石一楓：這一點我覺得跟城市體量有關，應該說這就是時代的變化，一寫北京就鉆胡同那種寫法，它只是在老舍那個時代有效。那個時候北京除了胡同也沒什么別的地兒。有時候做一下地理研究，劉恒跟王朔寫的北京就開闊很多，擴展到了今天的三環(huán)路周圍，其實王朔以前就做過區(qū)分，說他寫的是新北京，以前寫的都是胡同里邊的老北京。王朔聊的新北京主要是機關大院，因為機關大院是后進北京的人，王朔寫北京的時候城市規(guī)模還沒那么大，現在五環(huán)路、六環(huán)路都已經變成城區(qū)了，區(qū)跟區(qū)、區(qū)域跟區(qū)域之間的氣氛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城市體量一旦大了，它的區(qū)別就大了。有時候寫一個東西，就會覺得這個東西發(fā)生在朝陽區(qū)，或者這個東西發(fā)生在海淀區(qū)，會有這樣的地理上的分別，比如朝陽跟海淀就完全不一樣，東城跟原來的老崇文又不一樣，這個城市夠大了之后，豐富性本身也就多了，寫的時候就得注意它內部的差別了。

　　對生活的熱情，對生活的興趣，是最重要的

　　北青報：你寫那豆一家人活靈活現，就像從東四胡同里走出來的。你平時喜歡去胡同里轉轉，積累一下素材？

　　石一楓：沒刻意積累，上班的時候吃完中午飯，不太忙的時候我就愿意出去溜達，要不到胡同里邊去溜達，要不到東四那邊買點吃的，我遛彎兒的時候沒想過為了寫點什么，我不是采風，我這就是消食。我們單位在這兒，我只能在這兒溜達，這邊的胡同保護得好，你在人家胡同里邊溜達，就知道人家怎么過日子了。

　　北青報：相當于體驗生活了。

　　石一楓：生活就是體驗，不會刻意地去體驗。我一直覺得體驗那個事兒不是特別靠譜，是得真的關心這事兒。因為刻意地去體驗，或者組織去體驗，往往是不關心。我覺得體驗生活本質上沒什么重要，關鍵是你是不是對生活的某一塊感興趣。對生活的熱情，對生活的興趣，對我是最重要的。

　　北青報：生活環(huán)境變大變復雜了，你是怎么保持北京話口語化表達的語感的？

　　石一楓：怎么說話盡量就怎么寫，基本上傳統(tǒng)意義上的京味作家都有這個特點。北京話其實跟我們現在文學的書面語還是比較接近，這點應該還是占了便宜，寫的時候沒有那么多翻譯的過程，比如說廣東人很難做到口語書面語統(tǒng)一，還真得自己給自己做翻譯，但是北京人不用。

　　北青報：同樣是大院子弟，都寫京味小說，以前人家叫你“小王朔”，后來這種聲音變少了。對你來說，你會介意這種標簽化的東西嗎？

　　石一楓：沒什么，這是人家的方便。你要說關注一樣的東西，你就得實現寫作眼光的那個突破，這就是靠作品一步一步地去自己探索。本身寫的東西跟人有區(qū)別，而且我還是比較堅持捕捉當下生活，可能是捕捉的東西已經跟王朔有不一樣的地方了，人家自然就會發(fā)現你跟他不一樣。

　　北青報：捕捉當下生活，其實是挺難的一件事。

　　石一楓：話說回來，表達過去與當下都有難度。表現當下生活的一個難度，我覺得就是考驗人的思考力，人總是想過去的事想得更有條理，而且可以借用前人的智慧。但是當下的東西往往是蒙的，只有感性的認識，沒有什么理性認識，從沒有條理里邊自己找出條理來，這個是寫作當下最難的地方，也是考驗思考力的東西。

　　北青報：堅持捕捉當下，這也是你寫作的驅動力之一吧？

　　石一楓：那肯定是。如果能從沒條理里發(fā)現一點兒條理，就會比較激動，因為這經常是沒有人發(fā)現的。說實在的，過去的事多么大的發(fā)現，都是小發(fā)現，因為它只是前人諸多發(fā)現里面的一個發(fā)現。但是眼前的事多么小的發(fā)現，其實都是大發(fā)現，因為沒有人發(fā)現過。所謂個人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其實我覺得現實主義文學就得有很多這個東西，沒有這個也就沒這點價值了。

　　以前提得最多的是文學有宣傳的能力，文學的宣傳能力未見得比電視劇、科教片強。文學有批判的價值，那個就是有良心說真話唄。我覺得文學的這些價值、意義，它可貴，但不只屬于文學，但就是這種從生活里面找出心得、找出新條理，往往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都未見得有這么強的敏感性，但是文學有這么強的敏感性。

　　作者跟讀者要構成有效交流，要強調跟讀者的精神交流

　　北青報：你的寫作方法是什么？比如寫長篇時怎么搭建架構、設計人物？你覺得寫作中最難突破的是什么？

　　石一楓：寫作得琢磨。最直觀的當然就是出門兒上街琢磨生活，最難突破的恐怕還就是對人物。中篇小說其實吃透兩三個人物就夠完成這個故事了，但是長篇小說涉及的人物比較多，每個人物都得吃透，有時候得琢磨琢磨，主要還是吃人物，尤其是不熟悉的人物很難寫。

　　怎么把不熟悉的人物變得熟悉？主要是通過做材料，然后就是收集素材，有的時候是偶然的一個契機，通過主動觀察也多少能解決這個問題。比如說我寫海外工人那個群體，還真就是有一次出去開會的時候，建立了熟悉感，當時我是去中東開會，飛機上很多是去埃及的勞工。這就不像出去經常碰見的白白凈凈的商務人士，在經濟艙跟很多修路搭橋的勞工坐在一塊兒，那個形象一下就能建立起來，你再塑造那個人，就相信他是真的了。

　　北青報：寫作對你來說收獲最大的是什么？

　　石一楓：從事寫作，永遠在生活里邊捕捉新發(fā)現，然后自己產生新觀念，我覺得生活會變得有意思，其實還是看待生活的眼光、情緒都不一樣，就是有了看待生活、分析生活和反思生活的能力，腦子里邊那些想法和觀念不是別人分給你的。如果說腦子里都是別人嚼剩下的口香糖，自己覺得可能挺有勁的，但是別人可能覺得你挺悲哀的，或者你自己覺得自己也很悲哀。

　　北青報：此前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已經和影視公司簽約，你自己會嘗試做編劇嗎？

　　石一楓：我自己就還是寫小說，盡量不做編劇，那是人家的事，我覺得專業(yè)的人干專業(yè)的事吧。

　　北青報：文學承擔著精神引領的功能，你跟讀者通常會有什么樣的互動？

　　石一楓：當然我們要立德立言，肯定是用先進的思想鼓舞人。但其實鼓舞的前提是要交流，就是你的精神和人家的精神是能夠構成交流的，而不是說你去宣講什么，那個不是文學的傳播方式，也不是文學的接受方式。我覺得作者跟讀者要構成有效交流，還是要強調跟讀者的精神交流。

　　作為作者，不可能不在意讀者的反應，而且也應該在意，還得總結經驗承前啟后呢。一個作品出來之后，除了業(yè)內的專業(yè)交流，就是面對讀者的各種反饋。文學圈的朋友肯定經常有業(yè)務上的建議。和讀者線上交流，或者說不是干這行的朋友，看完之后就會談他的想法，這本身也是交流。我也會知道寫的哪兒好哪兒不好，然后也知道這個東西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激發(fā)起他們的閱讀興趣。

　　北青報：未來你的創(chuàng)作方向會是什么，感覺你很生活，會寫個關于美食的作品嗎？

　　石一楓：也有可能，北京吃的種類太多了，本身我也愛吃。我基本上現在最關注的還是社會生活，起碼最近還會在現實的范圍里邊考慮寫作的事兒。

　　文/本報記者 李喆

　　(《北京青年報》2022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