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建設的農業強國、實現的農業現代化，既有國外一般現代化農業強國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我國獨特的資源稟賦、文化傳統、政治制度等以及時代發展大勢，決定了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特殊路徑、價值追求、顯著優勢、巨大潛力。應置身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背景，全面考察、深刻把握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中國特色。

　　規模巨大、“四化”同步，蘊含著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開創性意義。

　　不同的人口規模意味著迥異的現代化難度系數。我國有超過14億的人口，其中農村人口約5億人，這一巨量級的人口要實現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偉大創舉。人口規模巨大，意味著糧食安全保障之難，需要以約占世界7%的耕地資源，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并實現現代化；意味著艱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任務、龐大的農村公共服務需求、巨大的基層治理難度。這也意味著，“人多地少”“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農情。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2，農戶戶均經營規模7.8畝，大致相當于歐盟的1/40和美國的1/400，經營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戶達2.1億戶，95%的農戶屬于世界銀行劃定的“小農”范疇。這對我國推動小農與現代農業相銜接、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以及穩步推進城鎮化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人口規模，我國區域差別也是巨大的。我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地理、氣候、經濟基礎等條件千差萬別，面臨的問題各不相同，制定農業政策等難度更大，對因地制宜、推動差異化發展的要求也更高。

　　與西方現代化“串聯式”發展路徑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并聯式”發展過程。從增長的難度看，西方國家現代化大多經歷了200多年的時間跨度，我國真正的現代化從新中國成立算起，建成目標時間是2049年，跨度為100年。高度壓縮的現代化，意味著必須保持一個顯著高于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速，也要求農業現代化的快速跟進，以提供糧食、勞動力、土地、原材料等支撐和保障。從協調的難度看，西方國家“串聯式”現代化是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依次發展，界限相對分明而又相互銜接，我國的“四化”是疊加的，上一個階段的發展任務尚未完成，就不得不同時面對下一個階段任務。比如，農業現代化必然伴隨農村人口的減少，西方國家通過工業化機器代替人力效應和城鎮化的農村勞動力減少效應，可以水到渠成，而我國的農業現代化在城鎮化走過半程時就啟動了，還有數億農業轉移人口尚未融入城市，這就要求既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又保留農民對土地的相關權益。強化系統觀念，注重揚長避短，激活“四化”同步“乘數效應”，就能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整體躍升，為人類社會現代化提供嶄新案例。

　　共同富裕、土地公有，蘊含著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根本性旨歸。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要增加城鄉收入的絕對量、縮小城鄉差距的相對值。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目前，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從資本主義現代化史看，農業農村發展受資本至上、利益至上邏輯的主導，極易導致貧富分化和小農戶的困境，很多國家農民仍過著貧窮的生活。20世紀中期以后，一些西方國家為了緩解社會矛盾，開始調整政策，農民生產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存在過度規模化導致農業寡頭、農村生活設施建設缺乏、農民生活不確定性增加、西式民主邊緣化農民訴求等明顯弊端。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注重實質上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而且注重推動城鄉融合；不僅保障農民的食物、住房、醫療、教育等物質條件，而且保障教育、文化、科技、環境等方面的進步和提高；不僅確保發達地區農民富裕，而且追求落后地區農民也能實現共同富裕。

　　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與發展的首要生產資料，更是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條件。在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下，容易出現大規模的農民失地乃至貧困現象，17世紀英國圈地運動就上演了一幕幕“羊吃人”的悲慘現象。而如今，不少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眾多城市“貧民窟”也是其表現之一。此外，一些國家對土地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導致了過度開發、破壞生態環境和資源枯竭等惡果。在我國過去的現代化進程中，土地公有制成為“中國奇跡”的最大奧秘之一，國家能夠根據發展需要，在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耕地保護制度的同時，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規劃，推動土地資源的合理有效開發，有力保障了工業化、城鎮化。從農村來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是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度必選項，是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又能保障農民利益的基礎性制度。通過“三權分置”等創造性的土地管理制度，配套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加上以立法和政策手段來調控土地利用和保護農民權益，將有效激活農村發展動力活力，夯實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后院”，讓農民利用土地有利可圖、在城市打拼進退有據。

　　生態文明、中華文明，蘊含著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戰略性機遇。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生態文明作為人類社會對工業文明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生態文明建設，紛紛承諾實施碳中和行動，全球范圍內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的共識正在形成。在生態文明時代背景下，中國農村發展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和鄉村生活方式正在逐漸演變，如今，城市“下鄉”熱潮越來越明顯，鄉村逐漸成為創新創業的新空間，在養老、養生、養心、養眼以及旅游、教育、文創、鄉村工業、服務業等方面蘊含著新價值新功能。據有關專家估計，每年將創造超過10萬億元的新需求。未來幾十年，清潔能源將很大程度替代傳統石化能源。在新一輪全球能源革命中，農村被邊緣化地位將徹底改變。過去工業革命時期，非均衡分布、集中開發、高運輸成本的傳統能源，使農村難以享受好處。而對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生物能等新能源，人口分布密度越低，人均可利用的新能源量越大，農村相對城市更具優勢。如我國太陽能熱水器90%以上的市場在農村，農村沼氣發展良好。這表明，農村將會成為引領低碳經濟與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新生力量。

　　在中國式現代化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必須協調發展。在我國幾千年的歷史中，農業一直是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基礎，農村孕育了中國人民對自然的敬畏和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態度，孕育了深厚的價值觀念、道德準則、傳統智慧，孕育了多樣的民間藝術文化，是中國人獨特的精神創造和審美創造，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育、儲存與傳承的載體。可以說，中國的鄉土文化、農耕文化，蘊藏著巨大的現代價值，必將在新時期發揮巨大作用，為破解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難題，提供源源不斷的智慧養分和全新的世界觀。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