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朋友來問：你如何成了演員李雪健？

　　我走的路不平坦，有過不少坎坷。當過工人，當過兵，當過好幾年業余演員，專業演員是從匪兵甲、乙演起。這二十年，又得了兩場大病，去鬼門關走了兩遭。看到觀眾喜歡我的作品，比我還高興的是我的醫生們，我也是他們的作品。

　　我又是一個幸運兒，我的今天來之不易。我對“演員”這個名號很珍惜，用角色跟觀眾交朋友，這輩子沒有白活。既然活下來了，就要活得更有意思，接著演，把精氣神都在角色上抖落。

　　一

　　一個人的成長，總離不開時代，和他所經歷的生活。我生于上世紀50年代，童年在山東菏澤巨野縣田莊公社度過。在農村，我接觸到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有一些人，我始終忘不了。

　　那是打麥時節，我揮著鞭子，跟著羊倌學放羊。忽然，烏云翻滾，緊接著就是大雨滂沱。哪一條是回家的路？我和羊倌有了分歧。我走上另外一條路，天越來越黑，怎么也找不到家。我迷路了，在一棵大樹下躲雨。

　　忽然，一雙大手把我從樹底下拉了出來，是一位慈祥的老大爺。他把我帶到打麥場的家，讓我進屋避雨、晾衣服。那一夜，我高燒不退，老大爺一夜沒睡，照看這個不知從哪里來的迷路的孩子。

　　天亮了，耳邊響起一陣熟悉的自行車鈴聲。我爹挨家挨戶找來了。我爹對老大爺千恩萬謝，我心里奇怪：他壓根不認識我，為啥對我這么好？

　　我爹說：人要行善。成年后，我有了最喜歡的四字格言：好有好報。

　　十一歲那年，我爹接到調令。我們舉家南下，橫穿大半個中國，到了貴州凱里。因為會山東柳琴戲、山東快板、山東快書，我進了學校宣傳隊。在凱里鄉下的“三月三”，我學會了唱山歌。

　　走上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凱里的國營210廠當車工，也在工廠宣傳隊唱歌、跳群舞、唱京劇。那時候，我的偶像是北影廠的安震江，不是陳強。因為安震江演的都是小反派，我知道自己的條件夠不著大反派。

　　1973年入伍，我到了云南山溝里二炮的一個基地。半年是工程兵，跟大伙兒一起打山洞、挖坑道；半年在業余宣傳隊，給大伙兒演部隊的生活。

　　一次，昆明軍區雜技隊到我們那里演出。連隊沒有舞臺，大伙兒用石頭、木頭架起了野臺子，我們業余宣傳隊就在一邊幫忙搬東西、做服務。一位老大姐演《高臺定車》。突然來了一陣山風，啪，老大姐連人帶車掉下來了。我們趕緊把她扶到側臺，她連著吐了兩口血，又上臺了。

　　演完了，好幾百人目送她走到車上，鴉雀無聲。車子開動，戰士們掌聲雷動，一直到車子開遠，再也看不見。

　　說她是老大姐，也不過二十五六歲。那次之后，只要有機會路過昆明，我都要到雜技隊的大門口去看一看。明知道見不著，但不去，心里就過不去。在門口轉一轉，也是一種寄托。我成了她的粉絲。

　　什么是藝術？人們需要什么樣的藝術？藝術與人生有什么關系？我在懵懵懂懂中開始思考。

　　因為敬仰，我演了趙樹理。趙樹理與別的作家不同，他是文人，又是一個地道的農民；他不是下鄉體驗生活，而是長年住在鄉下；他不是為了尋找題材而去到生活里，而是從日常生活中提出問題。他曾經為了提高老鄉們的文化水平，鼓舞他們參加革命，念作家的文章給老鄉們聽。沒多久，老鄉們都跑了。為啥？聽不懂。之后，他長期在鄉下，去了解百姓們想什么、需要什么。這才有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

　　藝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對職業演員來說，生活就是一個大課堂。生活幾乎不可能是一條筆直大道，貧瘠也是財富，坑坑洼洼、曲折崎嶇也是命運的贈予。哪怕是苦澀味的贈予，也能釀造甜蜜豐碩的藝術果實。

　　二

　　做什么樣的演員，演什么樣的戲，前輩們給我很多影響。李大釗、宋大成、焦裕祿、楊善洲、甘祖昌……我跟作品里的每一個人物交過心，他們也給我帶來心靈的洗滌。

　　電影《焦裕祿》引起轟動，我始料未及。拍《焦裕祿》時，改革開放十年了，國民經濟發展很快，各種思潮沖擊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念。揣著各個年代關于焦裕祿的書，我登上了南去的列車，我想知道，焦裕祿只在蘭考待了一年多，老百姓為啥對他念念不忘？

　　有天晚上，在蘭考拍焦裕祿帶領縣委一班人察看逃荒災民的一場戲。我走進人群，一位大娘突然大喊：“焦書記來啦！”抽泣聲、嗚咽聲響了起來。一位老大爺拉著我的手，說：“老焦啊，如今俺們不愁吃、不愁穿，你，有錢花嗎？”

　　我和導演再也忍不住了，拍攝也不得不暫停。

　　焦裕祿病重，在大家的一再催促下，決定去住院，他要和三十六萬蘭考人民告別了。拍這場戲時，導演喊了一聲：“焦書記要走了，大家送送他。”鄉親們就涌上來了。雞蛋、紅棗、干糧，大家把自家的籃子裝得滿滿。這場戲拍完，劇組要付給一位大娘酬金。大娘拒絕了，轉身離去時，說了一句：“為焦書記做點事，還要錢，那成什么啦！”

　　老百姓為啥對焦裕祿念念不忘？大家為啥喜歡《焦裕祿》這部電影？因為焦書記留下的是精神。

　　魯迅先生說：“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我希望，塑造出一個個有民族魂的人物。

　　在電影《橫空出世》里，我演馮石將軍。那年是新中國成立五十周年，我們想為祖國母親的生日獻點什么。四十多攝氏度的高溫，大伙兒穿著棉襖，不用化妝嘴唇就是裂的，抓起一把把沙子往臉上揚……我們不覺得苦，心里沸騰著。“橫空出世”一聲震天怒吼，中國人的腰桿子更直了。如果說，馮石將軍他們的付出是一百，他們得到的回報只是一，太不成比例。他們的身上，有堅硬的民族精神。

　　我在《流浪地球2》里演了外交人員周喆直。郭帆導演找到我，給我看了劇本，還給了我兩大摞資料，里面寫了三十年后關于科技的各種可能。郭帆導演說，這個人是三十年后，中國在世界上的一個代言人。

　　電影里，為了解決月球危機，給后續流浪地球計劃提供足夠助力，需要將地球上的全部核武器運到月球引爆。面對絕望和放棄，周喆直發出“點火”的命令。“危難當前，唯有責任”，這是中國人的擔當。

　　《封神榜》的故事，我在童年就聽過。小時候，在路邊小書攤，一分錢看兩本連環畫，我最喜歡的是《岳飛傳》《楊家將》《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和《封神榜》。在《封神第一部：朝歌風云》里，我演了西伯侯姬昌。這個人物身上體現了一個“忍”字。他的國家很小，人口也不多，他想改變窮人的生活，讓自己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強大。為了和平、團結，他選擇了忍，忍常人難以忍受之忍，是為大勇。這也是我們民族性格里的一種。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作家用文字，音樂家用音符，歌唱家用聲樂，我們演員用的是表演。我們從事的不是一般職業，表現好了是藝術家，再表現好了是心靈工程師。對演員這個職業，光熱愛還不夠，要敬重。角色面前，不應該計較個人得失，不論主角還是龍套，刻畫人物都不能滿足于“像”，要追求“是”。把自己融化在人物里，是我的追求，我的職責。

　　三

　　演員跟著角色沾光，觀眾往往把對角色的感情寄托在演員身上。演《渴望》《焦裕祿》那一年，我突然“火”了。很多熟悉的、陌生的觀眾給我寫信，一撥撥記者到我家里。我上火，急到牙疼，到北京朝陽醫院、燈市口醫院拔掉了三顆牙。

　　一個角色的成功不是某個人決定的，它是集體的創作，也有觀眾的捧場。我的作品有許多不足的地方，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和觀眾的感情產生了共鳴，這些不足，觀眾就原諒了，光念了演員的好。觀眾給予的太多了，我告訴自己要清醒。

　　因為姬昌這個角色，2023年的“金雞獎”授予我“最佳男配角”。距離上一次拿到“金雞”，隔了三十多年。后臺采訪時，記者問我的心情。我脫口而出：“我愿意為電影‘玩命’。”藝術是演員職業的命根子，這個榮譽，是評價我還是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老演員。我快樂，感覺前景無限。

　　我喜歡一句話：“日日是好日。”意思是，不管人生遭遇如何，都把每一天當作好日子來過。養病期間，我有了寫字畫畫的愛好，起了“逞能李”這個筆名。在表演這件事情上，我愿意“逞能”，不“玩命”感覺對不起觀眾，對不起大家的期待。

　　參加完“金雞獎”，我悄悄去了趟福建東山縣，那里是谷文昌工作過的地方。我想看看，為什么當地老百姓逢年過節是“先祭谷公，再拜祖宗”，我還想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不追求轟轟烈烈的“顯跡”，而是默默無聞奉獻的人。演了焦裕祿、楊善洲，我還想演谷文昌，完成我的“縣委書記三部曲”。可惜，年紀大了，演不了了，只能“夢中圓夢”。

　　到了我這個歲數，常常想的是：人，來到這個世界是偶然的，離開是必然的。從不懂事到懂事，到有職業去做事，你留下些什么，你要帶走什么？

　　我想，留下一個好名聲。好名聲，是一輩子的表現。我想，把人生的遺憾帶走。

　　認認真真演戲，清清白白做人。

　　(任姍姍采訪整理)

　　原刊于《 人民日報 》( 2024年01月08日 第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