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建立市級反詐中心，開通96110反詐專線；全市200多家第三級反詐小組，一天可撥出7萬通勸阻電話

　　北京警方反詐這五年避免群眾損失逾150億元

　　反詐民警很多時候是在和“看不見的敵人”較量。詐騙電話打進來，老百姓口袋里的錢隨時可能被騙走。民警能做的，就是和騙子“賽跑”，用最快的速度切斷錢款外流，最大程度挽回受害人損失。

　　但很多時候，破案并不意味著錢款可以追回。在電信網絡詐騙案件中，提前預警、攔截至關重要。北京警方建立了市級反詐中心，開通了96110反詐專線，16個公安分局成立了二級反詐中心，全市200多家派出所的第三級反詐小組，一天可以撥出7萬通攔截勸阻電話。

　　“不能再追著騙子屁股后面跑了，工作要前置。”民警們變著花樣進行反詐宣傳，在廣場上發傳單，進大學里辦講座，到居民社區和大爺大媽們打成一片，上電視、做直播、拍短視頻……

　　從破案抓人，到預警攔截，從緊急止付，到反詐宣傳，近五年，北京警方把“反詐”作為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來抓，破獲案件、抓獲嫌疑人數量大幅提升，避免群眾損失逾150億元，累計返還涉案資金近6億元。

　　“不能再追著騙子后面跑，工作要前置”

　　許曉超從2012年開始和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伙“過招”。當時他是海淀公安分局刑偵支隊一名民警，后來調入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目前是總隊六支隊副中隊長。與現在的電詐案件相比，許曉超用“簡單粗暴”形容當時犯罪分子的詐騙手法——多是“冒充軍警”“猜猜我是誰”“冒充綁匪”等套路。

　　他們根據報警線索進行前期偵查研判，再到嫌疑人所在地區實施跟進、取證和抓捕工作。許曉超介紹，當時詐騙團伙分布較集中，而且網絡支付和線上交易也遠不如現在發達，事主被騙錢款最終得去自動取款機提現，因此，案件的突破口往往來自于詐騙分子“取錢”那一環。

　　許曉超很難講清楚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的數量和涉案金額量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走高的，但他出差抓人的次數從2013年、2014年以后逐漸頻繁。打擊電詐犯罪分子的難度也逐年上升，犯罪團伙的規模在擴大，作案地也更隱蔽，大山、叢林以及牢靠的鄉鄰，都是犯罪分子的掩護。網上銀行、在線支付的便利，社交網絡的多元，都讓情況變得更加復雜。

　　2008年參加工作的郭賀，現在是大興公安分局團河派出所副所長，長期在基層工作的他可以明顯感覺到，這十多年來，在社區層面高發的搶劫、入室盜竊、偷盜之類犯罪案件逐年減少，但電信網絡詐騙案的花樣卻層出不窮，“所有民生關注的點或者社會新動向，都可以成為詐騙分子的切入口。近兩年，有拿疫情、疫苗、核酸檢測來詐騙的，很多居民防不勝防。”

　　朝陽區反詐中心的王佳對一位上了年紀的阿姨印象深刻，她在2018年被騙了100多萬，直到現在一提起這事就哭得止不住，王佳只能耐心開導她。“電信詐騙對人的傷害就是這么巨大，受害者可能一輩子都無法原諒自己，回歸不了正常生活。”

　　北京市反詐中心民警高山總是接待一位70多歲的老人，她在2018年遭遇電信詐騙，被騙的500多萬元是抵押了自己兩套住房貸款來的，至今未被追回。老人經常坐一個多小時公交車到刑偵總隊打聽案件進展，她告訴高山，自己也知道拿回錢的希望渺茫，但房子沒有了，只能租房住，兒子兒媳也因為她被騙的事頗有意見，“你說我還能去哪呢，不如就來找你們訴訴苦。”

　　這類案件最揪心的是，破案不代表能把錢追回。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十支隊中隊長蘇興博同樣負責防范電信網絡詐騙工作，他說，這些犯罪分子騙來的錢多數被很快揮霍掉，很難從他們身上追回受害者的損失。

　　當他欣喜地通知報案人“案子破了”時，對方反問他，“那我錢呢？”蘇興博無言以對。“不能再追著騙子屁股后面跑了，工作要前置。”

　　反詐民警隨時準備和騙子“搶人”

　　2015年11月，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全國首家省級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中心。次年1月，經公安部授權，“公安部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查控中心”也在京成立，承擔著全國電信網絡詐騙涉案銀行卡賬號、通訊號碼的查詢、布控、止付、凍結等工作。

　　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可以準確定位到接過詐騙電話的事主越來越多，北京市反詐中心發現哪些群眾正在遭遇電信網絡詐騙，會將預警信息推送給屬地反詐中心，各屬地中心對群眾開展預警提示等工作。

　　2018年5月，北京市朝陽區反詐中心成立，王佳牽頭和另外4名民警成為反詐中心第一批成員。如何讓“被洗腦”的當事人相信自己才是真民警、識破另一方是假民警？面對當事人在騙子的誘導下將電話呼叫轉移或關機，如何聯系上當事人并阻止他匯款？是每天都圍繞著他們的難題。

　　王佳回憶，朝陽反詐中心成立的第二天，她就遇到一起冒充公檢法的電信詐騙案件。她給當事人崔女士打的電話卻被一名男子接起，對方表示崔女士是他老婆，沒有被騙，讓王佳放心，隨后掛斷了電話。

　　這番說辭引起了王佳的懷疑，“接電話的男子是南方口音，一直勉強說普通話，還反復強調‘我老婆沒有被騙’。”王佳又想到，接通電話前的聲音和正常的“嘟嘟”聲不太一樣，她推測崔女士的電話被呼叫轉移了。

　　呼叫轉移只能轉接來電，但不能轉接短信。王佳開始短信“轟炸”崔女士，“現在給你做筆錄的是假警察，打110報警”“千萬不要做貸款，他們是騙子，你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記錄”……三四十條短信發出后，王佳接到了崔女士的電話，沒等崔女士說話，她就提高嗓門大聲提醒，“剛剛給你打電話的是騙子，你的電話被呼叫轉移了，你可不能被騙了！”

　　話音未落，崔女士“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崔女士告訴王佳，她接到電話稱自己涉嫌參與一起洗錢案件，心里十分害怕，已經按照對方要求把所有存款轉到一張銀行卡里，并在酒店開好房間準備和“民警”用QQ做筆錄，萬幸看到了王佳發的信息，銀行卡里的錢還沒有打給騙子。

　　在反詐民警們看來，他們的工作像是在和騙子“搶人”，雙方各有一個地盤，“看誰能把更多老百姓拉到自己的地盤里來。”

　　全市單日能夠攔截詐騙電話7萬通

　　除了北京市反詐中心和區級分局的反詐中心，近年來，北京市各個派出所也把反詐工作作為重中之重。

　　“您好，這里是北京市公安局大興反詐中心，您下午1點11分的時候是不是接到過陌生來電？那是詐騙電話，以后再打來您別接，他說什么您也都別信，對方要是加您微信或QQ您可千萬別同意。全民反詐APP您下載了嗎？”

　　大興公安分局團河派出所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辦公室里，4張辦公桌兩兩一組緊貼著墻壁，為了減少互相干擾，4名反詐員面對墻壁工作。他們言語干脆，速度快，得用最短的時間說完一串勸阻詞，并準確判斷出對方的狀態。是沒有上當，還是差點受騙？是已經被騙子“洗腦”，還是已經給騙子轉了賬，或者正在騙子的忽悠下故作鎮定地和警方打馬虎眼？

　　根據北京市反詐中心數據，現在北京全市單日能夠攔截到的詐騙電話數量大約在7萬通，而這7萬個電話的事主，都需要反詐員逐一聯系，這個任務，落在了建立在全市200多家派出所的第三級反詐小組身上。

　　團河派出所的反詐團隊，每日要撥打250多個勸阻電話。

　　今年4月，他們收到一條冒充公檢法類詐騙預警信息，轄區內一位女士正在接聽一通詐騙電話，通話時間已經有20分鐘了，96110反詐專線打不進去。對于有經驗的反詐民警來說，這是個危險信號，事主很可能已被“洗腦”，電話早就被呼叫轉移了。

　　反詐員李樹陽很快獲得了事主的家庭住址，他立即出警，路上又緊急聯系大興公安分局反詐中心，對事主的銀行卡實施保護性凍結。

　　李樹陽上門時，事主正在與騙子進行視頻通話，她對電話里的“哈爾濱警察”深信不疑，反而懷疑上門勸阻的李樹陽。李樹陽掏出證件，立刻中斷事主與騙子的屏幕共享，一句“你是哪個‘分局’的！敢跟我視頻嗎？”便讓對方主動掛斷了視頻。隨后，李樹陽又幫事主取消了手機呼叫轉移，核實了銀行卡、驗證碼等信息，確定了卡內的70萬元還沒有被騙子取走。

　　這樣的“爭奪戰”，幾乎天天上演。拉回被騙子“洗腦”的事主不是件容易事，被誤解、謾罵無法避免。李樹陽提到，曾有一位女勸阻員被事主罵哭，但依然沒放棄勸阻，耐心詢問對方詐騙細節。

　　而現實情況是，預警和攔截并不能保證將所有詐騙擋住，“爭奪戰”也沒法場場都打贏。

　　有時候，攔截電話打過去，事主一陣沉默，恍然大悟后哭得泣不成聲。郭賀記得一位老人，因網絡交友被騙，發覺情況不對報警時，已經和對方聯系了一年之久，被對方以借款的名義騙取了20多筆錢款，共計50多萬元。

　　郭賀說，對于這樣的受害者，他們通常會持續保持聯絡，一方面為了跟進案件進展，另一方面要防止老人被二次詐騙。根據警方以往的數據，他們發現，在犯罪分子手里，有一份“易騙人群”名單，成功被騙到的人往往下一次也容易上當，“這次是裸聊詐騙找上門，下一次可能就是網絡賭博，一個受害者被詐騙多次的情況也不罕見。”

　　同步進行的反詐宣傳

　　接觸的受害者越多，反詐民警們就越發意識到，工作還得再“往前做”。

　　與案件偵破和預警提示、緊急止付同步進行的，還有反詐宣傳。2021年起，高山成為北京市反詐中心的專職反詐宣傳民警，開始頻頻走出單位，進社區、入學校為公眾講解反詐知識，教會大家怎樣保護自己的錢袋子。

　　這對高山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禁毒專業出身的他素來話少，嚴肅，不愛拋頭露面，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人比較悶。”但現在，他成了同學里最“張揚”的那個。

　　成為反詐民警后，王佳也硬生生把自己從“社恐”逼成了“社牛”。去電視臺錄節目，進社區給老年人科普，也到校園給大學生開講座，哪怕打個車，都不忘囑咐司機“別被騙”。

　　從2012年朝陽公安分局成立電信隊，王佳就開始經辦電信網絡詐騙類案件。反詐宣傳從“粗放”轉向“精準”，是王佳和同事們一點一點摸索出來的。

　　此前，王佳和同事們把事主被詐騙的案例編寫成冊，做成海報、宣傳單發給群眾，一轉身，這些東西就進了垃圾桶。蘇興博一度把反詐宣傳品隨車攜帶，遇到人多的場合就搬出來隨時隨地給大家發放。后來他們發現，這樣“漫灌”式的宣教效果甚微。

　　現在，面對社區老人，保健品、投資理財詐騙套路是講解重點，針對公司職員，內容就變成了冒充老板騙會計、冒充電商客服、謊稱虛假征信的案例，而如果給大學生講課，刷單詐騙則是防范重點。

　　反詐民警們想盡辦法“花式”輸出。李樹陽大學一畢業就分到了團河派出所，剛剛入警3年多，當上反詐宣傳員后，帶著他的反詐短片，又重回了校園。

　　“飛來大獎莫驚喜，天上不會掉餡餅；司法機關執法嚴，不會讓你轉金錢；兼職刷單有貓膩，騙你錢財是目的……”手里一副快板兒，嘴里一口津味兒普通話，面前一副三腳架支起手機，李樹陽在派出所的會議室里，做起了小視頻。他還利用H5技術做過反詐宣傳動畫，刷爆了年輕人的朋友圈，效果比靜態的圖文搭配好得多。

　　高山也嘗試過各種形式的反詐宣傳，參加公益環保活動騎行北京二環，和影視明星一起拍時尚大片，還曾與一群“喵星人”一起出演了一部上了熱搜的短視頻。他的任務就是，結合不同場合、針對不同人群，隨時隨地上演一場反詐宣傳情景劇。

　　“全民反詐”潛移默化影響著每個人

　　2021年下半年，朝陽公安分局轄區電信網絡詐騙案的案發量和涉案金額雙雙減少。這個“拐點”的出現讓王佳振奮，“反詐宣傳工作的成效正在逐漸顯現，全民反詐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

　　郭賀說，轄區內酒店、賓館的前臺服務員都接受過反詐宣傳培訓。今年，大興區一足療店的工作人員報警稱，一個人進門就找空房間，也不需要足療服務，就自己打電話，疑似正在進行電信詐騙。民警上門發現果真如此，當即進行了制止攔截。

　　高山是34個微信群的群主，包括全北京各個社區的5000多名社區民警，和全市大、中、小學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教職工，以及小區、企業等的負責人。大家隨時在群里分享新發的案件，高山則負責收集和宣傳不錯的反詐視頻、文章。

　　以這34個群為中心，群成員將反詐內容繼續向外輻射，形成了北京市繼市級反詐中心、分局反詐中心、派出所反詐小組之后的第四級反詐力量。高山介紹，現在北京已經有十余所高等院校成立了自己的反詐團隊，成員有老師，也有學生干部，承擔著學校的反詐宣傳和初級的反詐勸阻工作。

　　反詐宣傳頗見成效，但“人更不好抓了”。許曉超和同事們自2017年就在公安部的統一部署下前往日本、歐洲、東南亞多地對犯罪分子進行打擊。其中，2018年我國首次與歐洲國家聯合開展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警務執法合作行動，那也是我國警方跨境打擊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聯合行動中規模最大、戰果最豐碩的一次，重創了臺灣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抓獲的76名臺灣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京，在北京完成后續審理、檢驗鑒定、移送審查起訴等工作。

　　近幾年，對于國內電子網絡詐騙黑灰產業的打擊，是對詐騙分子的一記重創。許曉超介紹，盡管具體實施詐騙的犯罪團伙多在境外，但詐騙過程中很多環節是國內的犯罪分子輔助完成的。例如為詐騙團伙提供用于洗錢分贓的銀行卡、用于聯系受害者的電話卡，搭建非法信號轉接工具，組織洗錢“水房”等，這些被稱作是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的黑灰產業鏈，是詐騙團伙的“幫兇”。

　　2020年，北京警方破獲全國首例販賣手機卡犯罪案，抓獲嫌疑人32名。許曉超介紹，涉案團伙組織開通、販賣手機卡7500余張，涉及全國電信詐騙案件176起，涉案金額達1300余萬元。

　　據北京市公安局今年5月公布的數據，近五年，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的破案數、抓獲嫌疑人數量大幅提升，避免群眾損失逾150億元，累計返還涉案資金近6億元。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實習生 王曉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