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的情感是走向世界的橋梁【奧斯卡導演柯文思在大師班上傾囊相授】

　　英國著名導演柯文思，四次提名奧斯卡，其中兩次捧走奧斯卡小金人，此外還有16座艾美獎等眾多榮譽，創造了以“真實、愜意、共鳴”為核心特征的紀錄電影美學。從事紀錄片和劇情片創作的40余年來，柯文思用鏡頭記錄平凡人生活中不平凡，展現閃爍著人性光輝和時代精神的故事。

　　這位走過世界上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導演，近年來選擇了在上海定居。因為在他看來， “如果一個人渴望看到未來，那么就應該去中國旅行。”

　　第十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不久前落幕，柯文思擔任了北影節天壇獎評委會的評委，并舉辦了大師班。大師班當日，北京下大雨，柯文思沒想到現場依舊火爆，會有那么多人冒雨前來。看到中國年輕影人求知若渴的眼神，自言是位影視“老兵”的柯文思，也是傾囊交流。

　　在柯文思看來，今天的中國無疑是影視創作的寶礦，無數激動人心的故事在這里上演。他語重心長地鼓勵中國紀錄片創作者：“你們所做的工作可以影響到很多人，也能夠改變人們看待一個國家的方式，所以你們的能量非常大。我希望大家可以拍攝出更強大、更具有人情味的片子。中國需要你們去講故事、打破我們之間的藩籬，跟全世界心連心。”

　　1981年首次來中國

　　即期待有機會為中國拍攝紀錄片

　　柯文思1972年在英國廣播公司BBC開啟了他的傳媒人生涯，因拍攝紀錄電影《史蒂文·比科的生與死》獲得1978年度蒙特卡洛電影節大獎而聲名鵲起，之后，他被邀請到紐約為美國廣播公司ABC的“特寫”紀錄片部門制作和導演電影。1989年，柯文思憑借《你不必去死》獲得第六十一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短片。2003年，他執導并擔任制片的電影《天堂的囚徒》再次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的提名。2014年，柯文思的紀錄短片《住在6號公寓的女人》更為他捧回了第二座奧斯卡小金人。在紀錄片之外，柯文思也在好萊塢擔任了十余年的“劇本醫生”，參與了《世界末日》《保鏢》《太陽淚》等多部經典劇情片的制作。

　　柯文思與中國的緣分始于1981年。住在北京飯店的他，清早就聽到長安街上傳來清脆的自行車鈴聲，“街上幾乎看不到轎車，成千上萬的人騎著自行車去上班。”柯文思在中國待了將近9個月時間，走遍大半個中國，“在四川和云南的偏遠山村，在長江和黃河沿岸，我被中國人民勤勞、堅韌和樂觀的天性深深打動。我與各行各業的人們交流，曾睡在招待所里、農民和小商販的家里、長江駁船的甲板上……這是一次難忘的旅程，我得以窺見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非凡文明，也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想我有一天會再回來，為偉大的中國人民拍攝一部講述他們故事的紀錄片。”

　　這一等就是38年。2019年，受中國外文局“解讀中國”工作室委托，柯文思來中國創作紀錄片《柴米油鹽之上》。再次來到中國，柯文思為這片土地的驚人變化所震驚，也看到了中國蘊含的蓬勃生機和巨大潛力。對于柯文思而言，“中國不僅是創作的天堂”，中國的崛起與復興更是“二十一世紀最大且持續的新聞故事”，始終煥發著活力與驚喜。

　　正因如此，2015年起，中國成為柯文思創作和生活的重心。他實地走訪各個城市，傾聽并挖掘普通人生活中的喜怒哀樂，透過作品讓全世界看到這片土地和人民的故事。

　　在《柴米油鹽之上》中，柯文思將鏡頭對準那些普通人：挨家挨戶勸村民走出大山的村支書、身高不足1.6米的女貨車司機、年過30才開始學爬桿的雜技演員、創辦了快遞公司的普通人……這些普通人通過奮斗書寫著自己的命運，而這種內驅性的個人奮斗，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注入蓬勃生機。

　　柯文思坦言，自己在中國拍攝紀錄片的一大問題是語言障礙，這在他看來是很大的困難，“通過溝通來建立信任”這一拍攝紀錄片的關鍵法寶，對他而言是失效的。這種情況下，好的制片人便需要代替導演完成這一工作。柯文思稱贊韓軼作為制片人給他帶來很多幫助，“她和她的團隊可以創作出一個情景來讓我執導紀錄片，因為他們可以找到這樣的人物，對人物進行調研，讓他們能夠更好地接受鏡頭，接受外國工作人員的面孔。”

　　此外，柯文思發現中國人整體是慢熱的，所以需要受訪者慢慢打開自己，“紀錄片團隊和受訪者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生活，這樣一方面可以和紀錄片的主人公們建立更親近的關系，也可以從表層底下觀察到一些更深層次的情感，而這些展現在影片里才是有力量的。”

　　而作為外國人在中國拍片的優勢，則是讓柯文思獲得了不一樣的視角，“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看待事物的方式跟大家很不同，我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可以從西方視角來進行解讀、分析很多細節，大家視而不見的東西我可以把它們分離出來。”

　　拍攝紀錄片比拍虛構電影難多了

　　如何定義紀錄片一直都是爭論的焦點，紀錄片與劇情電影相比，孰輕孰重的討論更是眾說紛紜。柯文思大師班開場便從“非虛構與虛構”這一話題作為切入，制片人韓軼說自己更愿意把紀錄片講成“非虛構電影”，“在我看來它們都是電影，只不過是兩個形容詞不同。與其將紀錄片和電影完全區分開來，不如用非虛構來定義，這樣更能清晰地看到紀錄片的本質。”

　　柯文思則認為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分界并不絕對，體裁和題材都只是人為劃定的范疇，更深刻、更值得討論、更具世界意義的內容永遠在真實的彼岸等待電影人的探尋。

　　柯文思坦言，拍攝紀錄片比虛構電影難多了，他認為，與被拍攝者的關系是區分虛構電影與非虛構電影的關鍵。虛構電影有演員，拍攝時間和地點都相對固定，“導演和演員的關系是專業合作關系，導演跟演員溝通，支付演員薪酬，演員扮演他們的角色，他們每天都會來到現場進行彩排，扮演各自的角色，最后領取工資就走了，這就是整個過程。”

　　而拍攝紀錄片不一樣，拍攝者所承擔的責任要復雜得多，因為合作者并不是以表演謀生的演員，而是真實鮮活的人，“紀錄片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現實中的人，他們有自己的喜怒哀樂，有自己的情感和喜好，要想贏得他們的信任，并不容易。他們有自己的見解，自己的理想，他們不希望靠自己的表演領取薪水，他們希望能夠通過紀錄片來表達一種說服力。” 因此，為了讓被拍攝者能更自如地表達，溝通成了紀錄片導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導演要提供給紀錄片演員安全感，能夠讓演員安心地分享、發表他們的見解，他們不希望被別人利用。作為紀錄片導演，我們更多的工作是和被拍攝人物建立安全感和相互信任，這是在拍攝之前要做的事。”

　　選對了拍攝對象，片子就成功了一半

　　柯文思認為，拍紀錄片就像是談戀愛，導演需要投入自己的情感，跟拍攝對象建立起互相信任的關系。在他看來，“選角”是拍攝紀錄片時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它關乎一切，選對了拍攝對象，片子也就成功了一半。”

　　柯文思認為，如果能找到合適的拍攝對象，可以開放地對話，討論自己的生活，那么紀錄片的拍攝會順利很多。其實，這一點也并非只適用于紀錄片，柯文思說：“所有的電影，無論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必須要找到你的主角，如果找到這個人，基本上事半功倍了，找到對的人，溝通也會高效，所以選角的過程中要依靠整個團隊，以及團隊選角的過程。”

　　因為語言問題，柯文思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需要制片人韓軼幫助柯文思完成紀錄片選角，韓軼說：“電影選演員要試戲，我要知道他們的能力，這個角色是否能夠符合我的標準，紀錄片也是一樣，只不過選角的過程不是試鏡，而是要不停地去尋找最能體現這個片子的人物。”

　　韓軼介紹說，選角過程中，通常會遇到兩種情況，一種是偶然碰到，比如與柯文思合作的紀錄片《柴米油鹽之上》中第一集的主角便是機緣巧合下結識的，相處過程中感受到信任度和開放度都比較符合，便一拍即合。另一種情況則需要堅持，不停地尋找，“三四年前，我做的一部電影，導演說要把這個故事講好，需要一個這樣的女孩，她大概是什么樣子、經歷了什么情況、可能會做什么事情……導演是在虛構人物，我們把要求給到調研員，挨家挨戶地找，一家一家地敲門。調研員一開始壓力非常大，這么多條條框框，時間又很緊，我們以為找不到了，但最后居然找到了一個相似度非常接近的角色，后來那個故事真的非常好。”

　　關于選角，柯文思說起了他在中國拍攝紀錄片的困擾，“中國很多人在談論自己的時候會比較回避，一般而言我不會說他們害羞，我能夠找到最好的詞是，他們會更多地關注自己。” 韓軼也補充道：“中國人很內斂，很少大笑、大哭，我們的情感是往內收的。劇情片中情感的表達會比較容易，演員是有技巧的，是可以演出來的，但是，真實生活中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真的是看運氣，任何一個人不可能想笑就笑出來，必須是發自內心的，非虛構中的難就在于此。”

　　做扎實前期調研，找到好故事

　　角色選好后，找到好的故事也是重點，柯文思分享他找到好故事的秘訣就是一定要把前期調研做扎實，“很多時候大家覺得我有一個月、兩個月的準備時間就可以了，或者去一個地方找到一個人就可以了，但其實不是這么簡單。”調研準備好故事后，柯文思表示一定要去與拍攝對象見面，“一定要去敲門、見到這個人，還得看他在鏡頭上的表現是怎樣的。要想說服拍攝對象，我們要先把自己交出來，跟對方建立起真正的情感鏈接，贏得信任。”

　　而對于好故事，柯文思認為他作為一名“老外”，看什么都新鮮有趣，可是對于中國電影工作者，也許很多東西已經習以為常了，“很多東西你們已經習以為常了，但中國仍有很多很值得向世界去講述的事情。電影的力量常常被低估。其實，電影的力量是巨大的。這是軟實力，但軟實力仍然是實力。我不認為可以用電影改變世界，但可以通過電影改變人們的觀點和偏見。年輕的電影工作者、紀錄片工作者要珍惜軟實力，通過文字、影像的力量向世界展示一個真正的中國，去改變中國在西方人心中的帶有偏見的、先入為主的印象。”

　　講故事的方式也是評判紀錄片導演水平的一個標準，柯文思說自己的原則是，一定要非常努力地嘗試用鏡頭和圖像來表述故事，而不是通過解說、文字語言來傳遞故事。“故事的敘事要依賴于圖像，一個鏡頭可以傳遞很多感情、可以傳遞更多信息。如果沒有辦法用圖像傳達故事時，再退而求其次選擇文字進行表達。電影就像一磚一瓦，之中是有混凝土連接的，文字像混凝土水泥一樣，視覺上的東西是主角，如何把它們剪輯在一起是需要互動和配合以及相應的主次明晰。一定要提醒自己這是一個視覺藝術，雖然語言很有力量，但是只是在需要的時候才使用文字語言，大部分時間要用圖像進行詮釋和描述。”

　　通過情感做電影

　　柯文思認為，紀錄片導演是社會的觀察者，在中國創作的這幾年來，他得到的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中國人有一種歷史使命感。柯文思說：“中國人的記憶里有著近代屈辱、苦難的一頁。中國人現在正在努力奮斗，中國正在發生偉大的轉變。在過去三四十年間，中國出現了很多變化，但同時大家都知道，可能未來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未來一定會非常美好，這是毋庸置疑的。”

　　在柯文思看來，中國是創作的天堂，不缺好故事，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影片，表達他對中國的理解，為搭建中西方互相理解的橋梁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希望用影片記錄中華民族自尊、自信的一面，記錄中國人民對生活的熱情和樂觀。我們拍的是中國普通人的喜怒哀樂，用鏡頭展示中國人民的生存之道。英雄在民間，普通人的身上也有閃光點。我的任務就是用影像記錄下他們閃光的時刻。”

　　如何向世界傳播中國故事，走過世界上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柯文思顯然有一番心得，他認為紀錄片能夠獲得國際的青睞，個體的情感是走向世界的橋梁。“總是在說中國的故事怎么走出去，實際上很多時候要去找的是人類共通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我們有14億多個個體，選角的過程中，我更愿意聚焦在個體。因為個體上很容易可以講到生老病死和喜怒哀樂，最終落腳點是情感，打動過觀眾的作品無外乎讓人哭、讓人笑、讓人感動、讓人深思，都是情感并不是數據，也不是枯燥的道理。”

　　柯文思表示，自己拍的不是新聞片，而是帶有感情的紀錄片：“我做電影是通過情感來做的。這一點我已經說過很多次，我也堅信這一點，就是當你看一部讓你感動的電影的時候，它會觸及你的心靈，你就會在余生中記住它。”

　　文/本報記者 張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