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金石收藏之風(fēng)日盛，金石學(xué)著作有很多種，趙明誠的《金石錄》則是集大成者。

　　趙明誠(1081年—1129年)，字德甫，密州(今山東諸城)人，北宋崇寧年間宰相趙挺之的第三子。

　　趙明誠年少時喜收蓄前代石刻，10歲始收藏古器、文物。趙明誠21歲在太學(xué)讀書時，與李清照結(jié)婚，李清照亦對金石喜愛、癡迷。兩家寒族，清貧簡樸，趙明誠常把衣服押在當鋪取五百銅錢，購買碑文，夫妻展玩、研析。

　　趙明誠成年后，立“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北宋崇寧四年父蔭入仕，授鴻臚少卿。北宋大觀元年三月，他的父親遭蔡京誣陷，追奪贈官，趙明誠受株連，被罷官，并入獄。

　　北宋大觀二年，趙明誠出獄后，與李清照從汴京回到青州故居。《尚書·禹貢》記載：青州“屬古齊國中樞，所遺文物眾多，豐碑巨碣，所在多有，三代古器，時有出土”。趙明誠收集了一批有價值的石刻資料拓片，如《東魏張烈碑》《北齊臨淮王像碑》及帶有銘文的古戟、古觚、古爵等。

　　北宋大觀三年，趙明誠與李擢、李躍共游靈巖寺，北宋政和三年，趙明誠再游靈巖寺，探賞唐代書法家、碑刻大家李邕所撰《靈巖寺碑頌并序》。李邕的書法、文章、碑刻被譽為“北海三絕”。趙明誠曾四訪靈巖，收獲頗豐。

　　由于歷代帝王都曾封禪泰山，泰山上的古建群落、碑碣石刻遍布。趙明誠登泰山，獲《唐登封紀號文碑》大小字兩種碑刻，拓《秦泰山刻石》，其碑為秦丞相李斯撰文并書丹，屬秦篆書體，是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物。

　　在青州閑居十幾年，趙氏夫婦收藏的文物裝滿十余間屋。趙明誠新建“歸來堂”，存其金石、古器、字畫等，分門別類置放，成為北方藏書名樓。

　　北宋宣和二年，趙明誠父親趙挺之冤案昭雪，趙明誠被起用，接連做萊州和淄州太守。這是他搜尋、收藏、整理金石最集中、最有成就的時期，自言其收藏“凡二十年而后粗備”，頗有成就感。

　　趙明誠在《金石錄》中，為《鄭羲碑》(即《鄭文公碑》)上下二碑題跋：“初余為萊州，得羲碑于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陽，此下碑也。’因遣人訪求，在膠水縣(今平度)界中，遂模得之。”鄭羲是北魏大臣，曾任萊州刺史。鄭道昭是鄭羲幼子，被譽為“魏筆體”鼻祖，人稱“書法北圣”。

　　居青州任萊州太守期間，趙明誠和李清照金石研究收獲巨大。“每日晚，吏散”后，兩人將收集的拓片每十片按束捆扎，逐束考訂作注，每晚“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方憩，使《金石錄》“靜治堂裝卷初就”。

　　北宋靖康元年，趙明誠調(diào)任淄州(今淄博市淄川區(qū))太守。淄州文物繁多，趙明誠搜羅頗豐，《金石錄·卷十三》說：“右齊鐘銘，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于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shù)十種，其間鐘十枚，有款識，尤奇。今世所見鐘鼎銘文之多，未有逾此者。今余所藏，乃就鐘上摹拓者，最得其真也。”

　　趙明誠的所為，得到了許多讀書人的支持。任萊州知州的第三年，趙明誠在《唐富平尉顏喬卿碣》題跋：“有朝士劉繹如者，漢陽人，家藏漢、唐石刻四百卷，以余集錄闕此碣也，輒以見贈。宣和癸卯中秋在東，一本闕‘十年’二字，惟云‘屏居鄉(xiāng)里’,看來有‘十年二字者為勝，茲取之’。”

　　這段記載表明，當時趙明誠正在編纂《金石錄》，但有些史料未全，劉繹如將收藏的400卷漢唐石刻贈送給他，供其補缺編就，后在萊州靜治堂裝訂成冊。

　　出守淄州期間，是趙明誠、李清照兩人相濡以沫、共研金石最有成就的時期。據(jù)繆荃蓀《云自在龕隨筆》卷二引載，一天趙明誠從隱居老人邢有嘉手中淘得一本白居易手書《楞嚴經(jīng)》，端麗雋爽的筆跡使趙明誠狂喜不已，連夜跨馬返回，到淄川城家中時已二鼓，立即和李清照烹上一壺“小團龍”茶，“相對展玩咀嚼”，反復(fù)欣賞，兩見燭跋，猶不欲寐。

　　北宋大觀二年至南宋建炎元年，趙明誠夫妻二人“廢寢忘食而求”，踏遍齊魯大地，對所存重要金石整理作解，鑄成“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在李清照的幫助下，趙明誠在淄川知州任上最終完成了《金石錄》，被后人譽為“歐陽修之后的金石研究集大成者”。

　　南宋建炎元年，趙明誠調(diào)知江寧府，建炎三年移知湖州。此時，金兵入侵，趙明誠未赴任，夫妻二人在國難中流亡，趙明誠病逝于建康。李清照中年喪夫，創(chuàng)巨痛深，她始終將《金石錄》帶在身旁。南宋紹興二年，李清照寓居臨安，花兩年時間對遺稿作最后潤色，終得完成。

　　在趙明誠去世四年后，李清照在家中整理書籍，翻出《金石錄》，因趙明誠生前已寫了《金石錄》序文，李清照便深情地寫下了千古奇文《金石錄后序》，詳述了夫婦所藏金石書畫等聚散經(jīng)過，抒發(fā)了悼念亡夫、追思故物的情懷，可謂李清照自傳。清代詩人王士禎把《金石錄》定為趙明誠、李清照二人合著。

　　李清照病故后，《金石錄》完好地被送到福建泉州趙明誠之兄趙思誠處，南宋紹興二十六年得以刊行于世。

　　《金石錄》共三十卷，上始于夏、商、周，下止于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五朝，鐘、鼎、甗、鬲、盤、匜、尊、敦所銘刻文字，均見于金石拓本二千卷，并一一訂正訛謬，去偽存真，品評優(yōu)劣，內(nèi)容十分豐富。

　　《金石錄》書體例仿照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但把目和題跋合為一書，按時代先后排列，又題跋了五百零二種，是很有用的歷史文獻。《金石錄》所收題跋的大部分原石及拓本都已不傳，靠《金石錄》把其中部分內(nèi)容保存下來，補充前人的缺漏，修正前代的訛誤，收錄內(nèi)容廣博，考證過程嚴密，對后世金石學(xué)、檔案學(xué)和考據(jù)學(xué)都有重要價值。

　　《金石錄》經(jīng)典巨著，尤為注重碑刻與史料的對比，糾正和彌補了許多典籍中的錯誤和不足，憑借金石資料整理出了政治、經(jīng)濟、風(fēng)俗、書法、文字等多方面的知識，成為繼《集古錄》后另一部規(guī)模更大、更有價值的金石研究學(xué)專著。朱熹贊其“序次益條理，辯證益精博”“文字煞做得好”。

　　清代高宗乾隆帝主持編修的中國古代規(guī)模最大的叢書《欽定四庫全書》，將《金石錄》收錄其中。

　　《金石錄》考訂精核，評論獨具卓識，是中國最早的金石目錄和研究專著之一，在學(xué)界和收藏界被視為珍寶。

　　現(xiàn)今，這部書仍然是研究古代金石的必讀之書，是考古學(xué)界、史學(xué)界和收藏鑒賞界不可或缺的工具書。

　　(齊魯晚報 吳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