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攻擊和數字監控歷來就是美國網絡行動的核心要素。美國曾經一度借助強大的輿論操縱能力，長期掩蓋自己的挑釁行為或者賦予這些行為正當性，直到2013年斯諾登事件爆發，才讓世人看見了網絡空間這個隱秘維度。因此，無論當下拜登政府如何高唱所謂中國“數字威權主義”論調，打壓以華為公司和TikTok為代表的中國數字企業，但是他們的做法在全球輿論上已經無法讓人信服，更不能轉嫁美國技術和數字企業所陷入的全球信任危機。

　　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發生了兩起廣受關注的網絡攻擊事件。第一個是2007年4月愛沙尼亞網站遭受的網絡攻擊。愛沙尼亞遷移位于首都塔林的蘇聯紅軍墓，俄羅斯認為這種行為是巨大的恥辱，因為僅在愛沙尼亞戰場上，就曾經有5萬蘇聯紅軍戰士為抗擊納粹德國而犧牲。據稱，俄羅斯民族主義團體在激憤之下發動了對愛沙尼亞的分布式拒絕服務(DDoS)攻擊，癱瘓了愛沙尼亞的大量政府、政黨、媒體、銀行網站。第二個是2010年11月伊朗核設施遭受的網絡攻擊。一種名為“震網”(Stuxnet)的計算機蠕蟲病毒開始感染伊朗的工業控制系統，最終導致伊朗核設施的上千臺離心機癱瘓，并感染全球超過四萬五千個網絡。

　　在這兩個網絡攻擊事件中，網絡安全專家普遍認為，“震網”病毒更具有網絡戰爭的要素，是第一個網絡武器和第一起重大攻擊事件，而針對愛沙尼亞網站的攻擊實際上并沒有帶來巨大損害，并不具有里程碑意義。但是，美國敏銳地捕捉到了針對愛沙尼亞網絡攻擊事件的輿論價值和地緣政治內涵，啟動宣傳馬達，將這一場網絡攻擊定義成第一場網絡戰，將愛沙尼亞描述成第一個遭受重大網絡攻擊的國家，為美歐網絡安全合作與外交提供了以俄羅斯為假想敵的場景設計。

　　在這個背景下，愛沙尼亞、德國、意大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西班牙等六國在2008年宣布成立“北約網絡合作防御卓越中心”，并迅速擴容，將針對俄羅斯的仇恨，通過輿論操縱的方式，折射延伸成為針對中國5G技術和數字企業的敵意，形成了一條網絡地緣路線。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2013年6月，斯諾登開始披露美國大規模數字監控行為，他通過一連串連續的、巧妙的曝光活動，先后曝出美國的多個監控項目。該事件在全球媒體議程上停留了長達兩年之久，美國監控全世界的行為被充分曝光，美國監控包括德國前首相默克爾在內一百多名國家領導人的行為被充分報道。

　　斯諾登事件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互聯網的認識，美國國安局和美國企業之間的密切合作讓人瞠目結舌，美國數字和技術企業因此深陷全球信任危機，以歐美“避風港協議”為代表的全球數據自由流通模式被徹底改變。以保護歐盟公民隱私和本國市場為由，歐盟出臺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又推出了《數字市場法案》與《數字服務法案》，引領了全球數字立法競賽，給美國企業帶來巨大的合規成本。美國數字和技術企業面臨來自歐洲、新興國家等全世界經濟體的數字立法挑戰。

　　在這個背景下，美國亟需樹立一個假想敵轉移世界注意力，加之中國恰好在這個時刻縮短了與美國的差距，成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數字經濟體，因此，中國被美國選作數字假想敵。美國訴諸其駕輕就熟的手段，夸大國家安全威脅，炒作意識形態仇恨，近年來一次次掀起數字排華運動，試圖通過政治手段重新制定一套圍繞新興技術、人工智能、數字平臺治理的規則，達到既遏制中國，也收編歐洲和世界的目標，重新統一數字世界的度量衡。

　　然而，無論美國如何借助俄烏沖突打造歐美“同仇敵愾”共同對抗俄羅斯的景觀和儀式，不管美國如何聲嘶力竭地呼喊非黑即白的民主和人權敘事為所謂西方民主國家核心價值觀招魂，這些宏大的敘事和華麗的辭藻已難以掩蓋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實際分歧。畢竟，數字世界的主要安全問題是五角大樓對世界各國的網絡攻擊和數字監控，數字世界的主要經濟問題是美國技術和數字平臺的全球壟斷地位。

　　美國已經無法按照北約軍事話語體系下的國家安全議程和十字軍東征式的虔誠意識形態劇本，編織涉及俄羅斯、中國和伊朗的虛假敘事，轉嫁美國當前所面臨的全球信任危機，掩蓋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只要美國不放棄以《涉外情報監視法》702條款為代表的全球監控行動，不質疑網絡空間軍事化的合理性，以及不舍得通過立法手段限制自己的平臺企業，這種信任危機和結構性的矛盾就會一直存在下去。(作者是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徐培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