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國寶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載道，恢弘萬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著古人的匠心智慧，鐫刻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見證著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鑒。從2023年5月1日起，中新社“東西問”推出“鎮(zhèn)館之寶”系列策劃(四)，藉專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杭州5月1日電 題：良渚玉琮王何以“玉見千年”？

　　——專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王明達

　　作者 張煜歡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杰出的物質成就之一，其數量、體量、種類及工藝達到中國史前琢玉水平巔峰，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大關鍵所在。在浙江省博物館內，發(fā)掘自良渚反山王陵的玉琮王被稱作“鎮(zhèn)館之寶”。其形式寬闊碩大，紋飾獨特繁復，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

　　玉琮王有著怎樣的“身世”？在良渚玉器中有何“與眾不同”？對中華文明的延續(xù)有何意義？中新社“東西問”日前就此專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王明達。

　　視頻：【東西問·鎮(zhèn)館之寶】王明達：良渚玉琮王何以“玉見千年”？來源：中國新聞網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玉琮王當年是如何被發(fā)現的？

　　王明達：玉琮王出自反山遺址的12號墓。1986年初夏，按照制定的發(fā)掘方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進駐余杭縣(現余杭區(qū))長命鄉(xiāng)雉山村，對反山這座高出平地4米左右、長90余米、寬30余米的土墩，在西端布了10×10米的6個探方。

　　王明達在良渚遺址公園內回憶當年的發(fā)掘故事。張煜歡攝

　　我是反山考古隊領隊。當時我們開工挖去表土不久，就陸續(xù)發(fā)現了一批漢墓，但這些并不是這次考古發(fā)掘的主要目標。二十天后，隨著對漢墓的清理接近尾聲，各探方的下挖深度已達150厘米左右。慎重起見，我決定停止使用小鋤頭翻土，改用鋒利的大平鏟把地面鏟得又平又光，然后在這平整的地面上仔細觀察土質土色的變化。

　　反山遺址地層。柱子 攝

　　田野考古最重要的本領之一是“土里頭認土”。終于，我們在3號探方的中部，從大面積的灰黃土中辨認出一塊灰褐色的斑土，又經反復鏟光確認，劃定了長方形南北向的四邊界線，即土坑的墓口。

　　5月31日下午，大雷雨來臨前，文保員陳越南從下挖的坑內清出一塊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塊，當時我在隔架(高1.6米)上，他用手掌托著遞到我跟前，我彎腰看了一眼，忙從高處“跳”到坑中，從裝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順著剛才取土塊的邊緣小心地剔去一小塊土，又露出朱紅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但這還不能說明問題，于是我又用竹片輕輕地撥，終于發(fā)現了一個圓環(huán)狀的白色器物，能看出一點點玉的顏色，我心想：“這下可逮著了。”這就是后來出土的編號97號玉琮。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個發(fā)掘過程中，由于墓穴較深，而隨葬品幾乎布滿墓內，人一下去幾無立足之地，于是我們想盡辦法找到了一個“土方法”——“懸空操作法”，即用兩段毛竹橫架在墓口的兩邊，再用繩索吊下兩段毛竹放在墓內，在墓內的毛竹上鋪上木板。人蹲在可移動的木板上，在不碰到器物的前提下，清理一段再移動一段。

　　王明達在良渚遺址公園內講述當年考古工作的場景。張煜歡攝

　　最終，反山遺址12號墓共出土6件玉琮，玉琮王就位于墓主頭部附近，其余5件玉琮大小、高低、節(jié)數稍有區(qū)別，出土于墓主胸腹位置。這也是浙江考古工作者第一次發(fā)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級墓葬。

　　王明達手捧玉琮王。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玉琮王有何“與眾不同”？其表面的“神徽”有何寓意？

　　王明達：這件玉琮是已發(fā)現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高8.9厘米，上射徑17.1厘米至17.6厘米，下射徑16.5厘米至17.5厘米，孔外徑5厘米，孔內徑3.8厘米，被譽為“琮王”。

　　玉琮王除了個頭最大，奇特之處更在于其四面啄刻的“神徽”。在發(fā)現玉琮王之初，考古人員并未過多關注玉琮上的紋飾。其被送往文物庫房進行編號、拍照之后我們才發(fā)現，玉琮王上竟刻畫著頭戴羽毛發(fā)冠、騎在神獸之上的“神人獸面”圖案。

　　這個圖案的主體為“神人”，面部呈倒梯形，眼睛、鼻子、牙齒都非常寫實。“神人”頭上還戴有高聳的羽冠，內層刻有連續(xù)卷云紋的帽飾，外層為放射狀羽翎大冠。“神人”的四肢都以陰紋細刻而成，上肢作抬臂、彎肘狀，五指平張。“神人”的身下是一只伏在地上的神獸(形似老虎)，外框有橢圓形的眼瞼，之間以橋形凸面相連，有鼻梁和鼻翼，闊嘴內有尖利的牙齒。

　　《良渚玉工》香港主編、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原主任鄧聰教授在其著作中收錄的良渚玉器最具代表性的神人獸面紋飾。神人獸面的精致微刻技術，可以在1毫米寬度上徒手微刻3至5條紋飾，展示出良渚玉器工藝的高端絕技。孫自法 攝

　　我們解讀玉琮王上的“神人獸面”圖案背后是一種信仰，能夠騎在虎背上征服老虎，代表著一種特殊的“神力”。玉琮王上的“神人獸面”圖案，在所有的良渚玉琮上幾乎都刻有，只是繁簡不一而已。這或可說明良渚社會已有相當統一的政體，信仰的統一實際是人間社會統一的反映。

　　中新社記者：玉琮王與反山王陵對良渚文化意味著什么？

　　王明達：1986年3月，我們在申請反山發(fā)掘計劃時寫明，“據草鞋山、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葬的發(fā)掘，我們認為反山亦應是一處重要的良渚文化墓葬，即‘土筑金字塔’。”

　　事實證明，發(fā)掘出玉琮王的反山王陵的確產生了多個“最”：其是已知良渚文化遺址中出土玉器數量最多、品種最豐富、雕琢最精美的一處高等級墓地；反山12號墓是迄今發(fā)現良渚文化最高等級墓葬，如果以單件計算，隨葬品數量多達658件，其中玉器以單件計共647件(不含玉粒和玉片)。反山墓葬地營建規(guī)模之大、隨葬品之豐厚、玉器之多而精，還沒有任何一處良渚文化墓葬超過它。

　　游客參觀反山王陵。王剛 攝

　　此前良渚文化在中國眾多的考古學文化中并不“顯眼”。1986年11月，為紀念良渚遺址發(fā)現50周年，“良渚文化學術討論會”在杭州召開，我們獻上反山這份“厚禮”，讓全國各地代表們參觀了發(fā)掘現場和出土的大批文物，獲得大家高度評價。北京大學考古系嚴文明教授認為，反山的發(fā)掘把良渚文化推上了考古學科前沿。

　　中新社記者：良渚出土玉器對于中華文明的延續(xù)有著怎樣的意義？

　　王明達：偉大而無用的藝術品的產生，是文明的標志之一。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反映了以神權為紐帶的文明模式。當時的王權掌握了稀有的玉料，做成了各種代表身份地位的成組的玉器。

　　良渚玉器的主要種類有琮、璧、鉞等，玉琮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每件玉琮上都刻有神徽圖案。良渚玉器文化達到中國史前玉文化的最高峰。

　　觀眾參觀反山遺址14號墓葬復原場景。李忠 攝

　　一件玉器的質地、制作工藝、形態(tài)等，可以反映擁有者的身份、地位及權力，是古老文明的一個重要體現。所以說，玉器是中國特色文明的最主要的指示物之一，在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中起了無法替代的特殊作用，正所謂“藏禮于器”。其中，玉琮王是良渚文化五千年文明史之中最有代表性的神圣玉器。

　　玉琮王。沈亦山攝

　　嚴文明教授曾說，以玉琮為代表的良渚玉器影響了大半個中國。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的玉文化，對同時期和更晚的龍山時代及周邊文化都有著廣泛影響，分布范圍達到大半個中國。殷墟、三星堆等許多夏商周時期的遺址中，也發(fā)現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由此可見良渚文化對中華禮制文明的意義。

　　中新社記者：以良渚玉器為代表的中國玉文明與世界其他國家有何不同？

　　王明達：中國是古代世界三大玉作中心之一，另外兩大中心分別在新西蘭和墨西哥，但三者的歷史與文化傳統各不相同。

　　墨西哥玉文化主要由當地祖先瑪雅人創(chuàng)造，到如今玉文化已經斷層。新西蘭玉主要由當地原住民毛利人采掘琢磨使用。但事實上，新西蘭玉主要講的是玉料的產地。而且新西蘭玉的玉器數量較多，但種類不多，與中國玉器相比，樣式相當簡單。

　　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是最早制造和使用玉器的國度。中國用玉的歷史延綿久遠，古代玉器工藝有近萬年的歷史，其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至今不絕。(完)

　　受訪者簡介：

　　王明達在博物館內講解。 受訪者 供圖

　　王明達，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反山考古隊領隊。長期從事浙江考古第一線工作，曾擔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中華玉文化中心委員、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yè)委員會副會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