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于南非約翰內斯堡參加金磚國家工商論壇時，印度總理莫迪不僅再一次高調官宣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而且表示印度將成為未來幾年世界經濟的增長引擎。按照莫迪先前設定的經濟發展目標，2025年印度將成為一個經濟總量達到5萬億美元的經濟體，2032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至2047年國家獨立100周年時，印度將成為一個發達國家。愿景看上去的確宏大與誘人，只是可能“三步走”中的任何一個階段目標的實現均非易事。

　　40多年的高速增長

　　印度正式獨立后，國內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的動蕩與不安。先是為期三年的過渡期內發生了甘地遇刺身亡以及圍繞克什米爾問題展開的第一次印巴戰爭，后又接著發生第二次、第三次印巴沖突以及邊境戰爭，自然，20世紀整個50年代印度經濟的表現便不盡如人意。除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勉強達標外，第二個“五年計劃”最終僅完成了目標的六成，兩個五年合計概算下來，印度實際GDP年均增長3.48%。20世紀80年代開始提速，40多年間扣除通貨膨脹的印度經濟年均增速超過了5%。

　　莫迪自2014年執政，5年后獲得連任，截至目前的九年時間實現GDP年均實際增長5.3%，名義增速超過10%。2022年，印度以3.4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蓋壓英國，晉升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3年印度GDP達到3.73萬億美元，保持全球第五大經濟體的位置，同時IMF強調2023年以后印度將維持6%以上的經濟增長率，按此增速計算，印度2024年的GDP規模將超過4萬億美元，2025年實現5萬億美元的目標概率較大。而更重要的是，包括IMF等眾多的國際權威經濟組織還對印度經濟增長的更遠期目標一致性加分唱多。

　　在IMF看來，借助于前期的強大增長慣性，印度與日本的GDP將在2027年發生逆轉，即當年印度的GDP總量升至5.15萬億美元，而日本、德國的GDP規模分別為5.08萬億和5萬億美元，看得出，在預測印度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問題上，IMF表現出的態度比莫迪還要激進。相比于IMF，摩根士丹利與標準普爾雖然保守了一點，但依然雙雙肯定2031年之前印度經濟將保持6.7%的年均增速，并且是20國集團(G20)中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值得注意的是，高盛的預測則更加大膽，不僅認為印度GDP到2030年會增長至7.3萬億美元并成為超過日本的亞太地區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預測印度將在2075年超過美國的經濟總量，GDP膨脹至52.5萬億美元并上升為僅次于中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高盛的眼中，2047年印度華麗轉身為發達國家同樣勝券在握。

　　可以助跑的綜合能量

　　從國內慶典到出訪他國，從全球性高層論壇與重要性商業合作場合，莫迪都不會放過任何一次重大機會推介與渲染他的經濟增長“三步走”目標，雖然看上去有點“畫大餅”的嫌疑，但印度經濟未來的確存在可以繼續高增長的潛力與后勁，其中“人口紅利”的持續可以說是印度經濟接續跳高的最大優勢。數據顯示，印度是目前全球第一大人口國家，人口總數達到14.25億，印度政府預測，到2036年本國人口將增至15.22億，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報告則指出，21世紀60年代之前印度人口將持續保持增長至17億，而印度的“人口紅利”優勢不僅體現在數量規模上，其人口中位數年齡目前僅為28歲，25歲以下人口占到總人口的一半，35歲以下人口約占總人口的60%，因此比較看來，印度是全球范圍內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最大的國家。

　　足量的人口與富有彈性的人口結構不僅可為企業提供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從而有利于降低經營成本與提高競爭力，同時能夠培育出強大的消費市場，進而增強經濟的內生動能。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未來10年印度的勞動年齡人口可達10億，到2050年全球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超過六分之一來自印度；另外，個人消費目前貢獻了印度經濟增長的65%，且還將繼續發威，按照標準普爾預測，到2031年印度消費市場將翻一番以上，從2022年的2.3萬億美元飆升至5.2萬億美元。更為重要的是，巨大的人口優勢還吸引了跨國公司的紛至沓來。數據顯示，莫迪執政以來，印度實際利用外資從2013年的243億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710億美元，漲幅290%，FDI(外國直接投資)累計流入量超過9600億美元，印度的全球營商環境從2013年的142名上升到去年的63名，受到影響，蘋果、特斯拉以及三星等全球行業頭部公司紛紛在印度安營扎寨。

　　與跨國公司集群進入的陣容相輝映，印度本土產業也擺開了較為強大的競爭力矩陣。印度的仿制藥馳名全球，其藥品產量目前位全球第三位，供應量占全球20%，同時印度的航天航空技術、電子技術以及生物技術等高新技術產業在世界排名也位居前列。另一方面，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目前印度的服務業占比超過了60%，產業結構層次較高，背后的核心支撐就是高度發達的信息技術與軟件產業，而作為全球最大的IT服務和軟件外包國，印度占據了世界軟件外包市場的60%。

　　立足于在軟件開發和信息技術領域沉淀出來的強大競爭力，印度政府正在聚力推進與積極布局數字產業。一方面，政府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推出超過100項數字化變革項目，對此，2023/2024財年準備投入10萬億印度盧比以支持數字科技初創企業，同時通過提高個人所得稅免稅上限率、變動征稅豁免細則以及降低特定進口產品關稅等措施重點支持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項目的創建與發展。另一方面，印度政府計劃投資100萬億盧比建立一個大型多模式互聯互通國家總體規劃項目，擴大數字應用的覆蓋面。據悉，目前印度政府已完成了超13億國民的姓名、地址、手機號及生物識別信息的登記收錄，民眾也可以借助數字技術與設備在全社會消費領域享受便捷與及時的服務。

　　更為重要的是，一旦數字轉型成功，對于接下來“印度制造”的全面布局與最終崛起將起到十分關鍵的武裝作用。由于國內產業結構中印度制造業僅占10%，在全球的占比更是少至3%，莫迪自上任便提出了“印度制造”計劃，目的是將制造業產值提升至GDP的25%，同時增強印度的出口競爭力以及降低進口依賴度和提高產業自控力。為此，莫迪政府一方面不斷提高消費電子等進口產品關稅，前后涉及的產品達4500多個品類；另一方面，最近兩年印度政府不斷推出了智能電視、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的進口禁令，同時出臺巨額財政激勵計劃吸引境外相關廠商到印度投資建廠，而對于本土初創制造企業，印度政府不僅給予稅收優惠與獎勵，甚至連其參加國際商務活動的機票也給予報銷。通過前述的系列操作，印度實現了電視機100%的本地組裝，同時成了全球第二大手機制造國，其國內智能手機消費存量的98%來自本土造，由此外推，伴隨著“印度制造”計劃的漸次落地，印度經濟增長的底氣或許會變得更為穩固與厚實。

　　難以繞開的羈絆與掣肘

　　排除金融危機、新冠疫情以及自然災害等各種不可抗逆事件不論，印度在邁向各大經濟目標的路途中的確存在不少的障礙，其中作為其最大優勢的“人口紅利”弄不好可能蛻變為最厲害的要素劣勢。準確地說，人口紅利除了人口數量與人口結構因素外，還應包括人力資本內容，且后者更突出人口資源效率與增值的目標驅動，而就當前印度而言，人口紅利中的人力資本成色顯然不足。一方面，印度成年人文盲人數高達2.8億，現有勞動力人群中接受過職業培訓的人數只有14%，正式技術工人占勞動力總數的比例更是低至3%，總體勞動力素質偏低勢必影響企業創新步伐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印度人口生育率已從高峰時期的5.3跌至目前的2.1以下，而且印度政府預測未來15年國內青年人(15~29歲)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呈現“先增后減”的態勢，同時老年人占比將升至14.9%，因此不排除印度未來會遭遇如今許多國家所面臨的人口撫養比上升以及老年化壓力。退一步而言，即便是印度人口繼續維持快速增長，但人口規模的膨脹勢必給資源與公共服務產生巨大的壓力，同時在環境等領域衍生出許多的負外部性，進而威脅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到時再宏大的增長圖景恐怕也只能是水中花。

　　結構性失衡是印度經濟肌體內的一大硬傷。一方面，作為第一產業核心的印度農業不僅在基礎設施上嚴重匱乏與落后，而且頻繁受到自然災害的襲擾與損害，而農業部門又吸收了全國45%的就業人口，且因城市承接功能十分脆弱，人口城市化腳步異常緩慢，二元經濟結構持久得不到顯著松動，不僅大量勞動力人口沉淀在低端產業中，而且農業也難以得到因人口轉移而形成的先進要素輻射，產業升級維度無法得到擴張與提升。另一方面，雖然服務業扮演著印度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但因為就業門檻較高而將更多的勞動力擋在外面，同時作為第二產業的制造業凸起需假以時日，工業方面的巨大斷層強烈抑制了可以進一步吸納勞動力人口的就業張力，由此導致了印度國內失業率常年保持在7%以上，城市青年失業率超過20%更成常態。但問題的關鍵是，當更多的失業人口被拋向市場，本已不輕的貧窮化程度也會愈演愈烈，根據聯合國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報告，印度處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為7.8億，同時還有2.28億的絕對貧困人口，占比為世界最大，而貧困的存在必然拖慢經濟增長的正常步伐，甚至會成為干擾與阻礙經濟成長進度的巨大風險因素。

　　寡頭經濟是刻印在印度經濟體上的一個鮮明標簽，令印度國內民眾與國際社會廣泛詬病。目前包括信實集團、阿達尼集團等國內六家巨頭企業把控了印度25%的港口產能、45%的水泥產量、33%的鋼鐵產量、60%的電信用戶以及超45%的煤炭控制權與企業主要股權。按照莫迪的說法，巨頭公司能夠引領大型突破性項目，但產業的高度集中更容易扼殺競爭，導致更加廣泛的私人投資容易被擠出，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持續處于式微狀態，市場的競爭活躍度受到極大壓制。也正是如此，雖然印度的經濟增速明顯快于美國與中國，但若要論“獨角獸”企業的成長數量與速度，后兩者則要將前者遠遠甩在腦后。

　　更為重要的是，壟斷財團擴張的背后還有印度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事實。統計數據顯示，過去10年間，印度創造的財富40%流向了1%的人口，只有3%的財富流向了底層50%的人口，印度目前10%的最富有者控制著該國80%的財富，而1%的最富有者擁有印度58%的財富，收入最低的50%與收入最高的10%之間收入相差20多倍。貧富懸殊的板結與惡化會降低民眾對政府的公信度以及撕裂執政者的國家治理能力，于是，莫迪政府的“廢鈔令”引來社會混亂、農業新法遭遇農民集體抗議等風險事件頻繁上演，經濟肌體由此反復承受的痙攣與陣痛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