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

　　作者：南江濤（國家圖書館副研究員）

　　古籍整理是黨和政府一直以來高度重視的一項工作。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思想導向正確、規劃指導性強，在古籍領導小組等相關機構的頂層框架下，歷經幾代學人和出版人努力，繼承和發展校勘、注釋、匯編等傳統古籍整理方式，完成了點校本《二十四史》、“七全一海”、《古本戲曲叢刊》十集、《中華再造善本》正續編等一大批重點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新中國古籍整理圖書總目錄》統計至2003年，得17000多種；《新中國古籍影印叢書總目》截至2010年，得叢書443種、子目5萬多條。這些成就高度彰顯了我國的文化自信，為深入挖掘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奠定了堅實基礎。縱觀當代古籍整理工作的成果，呈現出以下幾個新的特點。

　　第一，在中央統籌規劃下，逐步形成了中央引導、地方支持、民間參與的合力業態模式。崇文、修典，是我國的優良歷史傳統。新中國伊始，百廢待興，但黨和國家領導人一開始就非常重視并親自指導古籍整理工作，注重頂層設計和具體工作實踐相結合。1958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組織協調和領導機構。1981年9月，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中發［1981］37號文件）。2007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通知》（國辦發［2007］6號），成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2022年4月，中辦、國辦聯合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應該說，中央層面一直以來調控全局，結合具體古籍整理規劃、重點圖書出版規劃等引導古籍整理工作的走向。與之相配套的資金支持，也逐年增多。

　　然而古籍整理工作時間和物質成本高，資金缺口大。中央的支持資金有限，主要發揮引導性作用。積極將地方資金和民間資本引入重要發展領域，是多年探索出來的一條有效路徑。地方政府對當地古籍整理工作的支持，為我國古籍整理增量作出了巨大貢獻。例如，安徽省從1988年設專門的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和配套資金，數十年來打造了《安徽古籍叢書》，累計出書137種、263冊，總計達1.15億字。又如省、市、縣三級為主力的地方文獻集成項目，是繁榮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橫向組成部分。在這些項目上，中央資金鞭長莫及，基本上都是本級地方財政資金投入。近年已經完成出版的《山東文獻集成》《廣州大典》《兩浙文叢未刊稿》《常熟文庫》等幾十個項目，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發展模式，值得借鑒學習。在市場調劑下，民間資本以靈活方式參與進來，充分調動了國有和民營兩種力量。例如20世紀90年代中央立項的《續修四庫全書》于2002年出版，與其前后相隨，由民間資本促成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未收書輯刊》《四庫禁毀書叢刊》等四庫系列，合力構成了各大圖書館的“基本古籍”典藏。要之，通過數十年的探索實踐，中央科學規劃和加大資金投入的政策引導作用，進一步調動了地方財政和民間資本的積極性，逐步形成了古籍行業合力發展的業態模式，是我國古籍整理工作的良性架構。

　　第二，古籍工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通過精校精注、匯校匯評等集成性方式，系統梳理歷代古籍整理成果，尤其注重挖掘古籍的時代價值，鑄就多項結賬式重大成果，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時代古籍整理成果體系。古籍文獻的整理，根本目的是深挖蘊含其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華傳統美德、中華人文精神，進而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借鑒。讀史可以明智，可以資政，故而“二十四史”點校及修訂是貫穿數十年，數百位學者薪火相傳、精益求精的重大項目，成為新中國古籍整理的標志性成果。體例，是古籍整理的第一要務。對流傳時間長、版本復雜的古籍，熔古創新的整理體例，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以《文選》為例，經過一千多年的流傳，版本雜多、面目難辨，存在許多文本訛誤問題。站在資料極大豐富的時代，如何梳理《文選》舊注，深度全面整理，才能更好地為今人所用，是當代學界的迫切需要。劉躍進團隊主編的《文選舊注輯存》恰是反映新世紀古籍整理新水準、新視野和新方法的一部著作。全書以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池陽郡齋尤袤刻本為底本，五臣注以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刊本為底本。參校本基本囊括了當前海內外可見的所有版本和相關文獻。其基本體例是有異必錄，逐條臚列，結合清人和今人最新研究成果，末以“躍進案”加上最新判斷。匯校內容不但包括《文選》正文和注文，還包括了舊注所引古書，著力實現“元元本本”。對于讀者和研究者來說，通過此書，既獲得了有較高參考價值的文本，也能夠在讀書法和研究法方面獲得啟示。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用符合當代學術規范的方法整理、注釋的基本古籍，全面覆蓋了文史哲、理工農醫、經濟、教育、藝術、軍事、管理等各大學科，一個基本完備的新時代古籍整理成果體系初具輪廓。

　　第三，創新體例、形式多樣，通過今注今譯、精選精譯、挖掘解讀等方法激活經典、融入當下，以優秀傳統文化典籍滋養當代讀者，實現了古籍整理中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半部《論語》治天下”，自古及今，《論語》一書都是中國人的繞不開的經典。如何在新的“文化重建”里使古老的《論語》重新釋放出新的活力，符合當代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是古籍整理者的追求。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以注釋準確、譯注平實，成為當代最好的《論語》讀本之一，在學術界和讀者中享有盛譽。近些年，出版社更將使用多年的繁體字版改為簡體字，滿足了更多讀者的需求。1985年籌劃、1994年出齊的《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集全國18所著名大學的古籍整理研究所100多位專家，歷時十年編校，成書133種。每種有提要、原文、注釋、譯文四部分組成，提要簡要介紹原著情況，使讀者對原著有所了解；原文經過仔細校勘，精心選擇底本；注釋詳盡，包括難字拼音、地名、人名、官制等各個方面，徹底為讀者掃除閱讀障礙。因而，這套書成為“一項服務當前、造福子孫的普及優秀古代文化、進行愛國教育的大工程”（馬樟根、安平秋《衣帶漸寬終不悔——〈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編纂始末》，《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第1期）。2011年，鳳凰出版社將其修訂整體再版，再一次煥發了這套叢書的生命力。2017年初，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以“激活經典，熔古鑄今，立足學術，面向大眾”為目的、由中宣部指導、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國家圖書館組織實施的《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應運而生。如何連通古今、揚棄繼承、轉化創新，是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最難的一關，也是最需要的一環。《百部經典》主編袁行霈先生認為：“閱讀古典要在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層面上，浸潤人的心靈。所謂深度契合，就是不給古人貼標簽，不能生硬對接，而要以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來提高人們的品德、修養和智慧，要吸取歷史的經驗提高治理國家的水平。”其所選書籍既要是經典，又要經過注釋和解讀為大眾接受，化繁為簡、通俗易懂。因此，《百部經典》采取導讀、原典、注釋、點評相結合的編纂體例：導讀提綱挈領，原典精選底本，注釋明白曉暢，點評畫龍點睛。叢書陸續出版后，通過兩千多家公共圖書館、1300多家高校圖書館進行閱讀推廣、古籍進校園等活動，多渠道、多媒介、立體化做好古籍宣傳推廣，讓傳統經典真正普及化，走近大眾、深入人心。

　　第四，充分發揮新的古籍整理方式——匯編影印優勢，在圖錄編纂、叢書匯編、出土文獻刊布、海外善本回歸等方面成果豐碩、精品迭出。在影印技術傳入我國之前，雕版印刷和傳抄是古籍傳播的主要路徑。相比抄寫，雕版的優勢是副本的制作速度大大提高，成一版而化為百千。但缺點也很明顯——成本高、速度慢，如果遇到超大部頭典籍，反過來又被抄寫替代，《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即是明證。影印技術傳入后，張元濟等出版家意識到其獨特優勢，并印刷了《四部叢刊》為代表的眾多叢書。大型文獻資料叢書應當首選影印，鄭振鐸在《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序》中論述至為精辟：“這部叢刊本來是內部參考資料性質的圖書……和供給一般讀者們作為精讀之用的選本或讀本，基本上是不相同的……這種用照相石印的印刷方法，乃是用以替代鈔胥之勞和油印本子的費多而不精的辦法，且足以解除鉛印工廠的緊張情況的比較最可能想到的最經濟而且最省時省力的方法，似乎是應該堅持下去的。”他總結影印的特點選是題多為參考資料性質，并非精讀之物；其優勢在于節約成本，省時省力。從70多年的古籍整理成果來看，影印古籍所涉子目至少5倍于排印古籍，在圖錄編纂、叢書匯編、出土文獻刊布、海外善本回歸等方面更是絕對主力。

　　圖錄，是古籍目錄的升級版。有圖為證，目錄所描述的古籍行款一目了然。早期，很多“書影”著作靠“摹刻”追求形似。是影印技術，促進了圖錄的實質發展。趙萬里主編的《中國版刻圖錄》為當代古籍圖錄發軔之作。其后，陸續有藏書機構出版善本圖錄。近十多年，隨著《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1—6批的出版，彩色印刷已經成為古籍圖錄的標準。我國傳世古籍有20多萬個品種50多萬個版本，尚不包括民國時期線裝書。其中，絕大多數讀者使用研究的“基本古籍”數量，不過萬種。其中適合不斷深入整理、注釋、解讀的，更是倍尠之。為數龐大的“非基本”古籍，受眾面有限，不需要浪費人力物力逐本點校。但這些古籍或承載思想火花，或流淌文學情志，或載錄一代、一派、一地、一族、一人之史料，依然是優秀傳統文化的物質性載體。按照一定學術脈絡進行匯編影印為叢書，方便相關領域專家研究利用，可以為當下學術研究提供堅實的文獻支撐。今人匯編影印的叢書有近千種，舉其大者如《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等“四庫系列”、《清代詩文集匯編》《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甲庫善本叢書》《子藏》《中國古籍珍本叢刊》系列等等，均為人們常用資料。出土古籍（或出土文獻）整理是近年的顯學。其中以唐前最為重要，如商周甲骨、金文、戰國簡帛、敦煌遺書等等，這些承載著我國古代文化的源頭和早期支流，是傳世文獻定本之外的重要文本，對探究早期文本生成和文化源流發展至為重要。因此，絕大多數出土文獻的刊布，采用的是影印（或加釋文）的方式，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等。

　　第五，與時俱進，通過數字化和數字人文新技術方式的不斷更新迭代，使古籍整理步入數字時代的初級階段。計算機的發展讓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不期而至。與時偕行，擁抱新技術，是新時代古籍整理工作的突出特征之一。我國古籍數字化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成型于新世紀初。早期，數字化古籍以光盤版、單機版為主。進入新世紀尤其是近十年，隨著技術不斷進步，科技賦能古籍工作取得了系列可喜成果。2016年國家圖書館搭建的“中華古籍資源庫”平臺，已經累計發布古籍及特藏數字資源10萬部（件），全部實現免登錄在線閱覽。同時，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聯合海內外收藏機構發布“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全文影像數據庫”“哈佛大學善本特藏”“法藏敦煌遺書”“天津圖書館古籍”“云南省圖書館古籍”等，基本搭建成了“國家古籍數字平臺”架構。上海圖書館“家譜知識服務平臺”，實現了時空坐標溯源家族發展源流與遷徙分布。中華經典古籍庫，已入庫十多家專業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圖書5039部。古聯公司古籍OCR系統在籍合網上線，可以處理刻本、稿鈔本、石印本等圖像，識別率高于95%，其“古籍自動標點系統”上線一年多來，也好評如潮。阿里巴巴研發的“漢典重光”古籍平臺，自動掃描與OCR識別準確率超過97.5%，等等。古籍數字化為傳統文化典籍的保護、利用提供了更快更便捷的途徑，而AI智能技術襄助古籍整理，將大大提高古籍工作者的效率，有助于他們對內容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也有助于加快數字人文進程。如今，古籍專業數據庫建設方興未艾。清華大學數字人文中心等多家機構正在積極開展古籍文本結構化、知識體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實踐，加速推動古籍整理利用轉型升級。開放共享，是時代的呼聲。當古籍遇到數字，讓舊與新成為有機結合體，古籍整理已然進入數字人文的初級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