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宇斌（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教授）

　　“正變”觀是中國詩歌風格論的傳統范疇，詞學史上的“正變”也多用來指風格的正體與變體。晚清著名詞人譚獻的“正變”觀不僅突破了傳統“正變”觀以“豪放”“婉約”二分詞人風格的認識，也體現了譚獻建構清詞史的基本理念。

　　“言志”與“永言”二分的詞學“正變”觀

　　譚獻的“正變”觀念是對周濟“正變”觀的反撥。譚獻《詞辨跋》云：“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論小異：大抵周氏所謂變，亦予所謂正也。而折衷柔厚則同。”那么周濟的“正變”觀何指呢？周濟《詞辨》僅存二卷，卷一為詞之正聲，選錄詞人有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歐陽修、秦觀、周邦彥等18人；卷二為詞之變聲，選錄詞人有李煜、蘇軾、辛棄疾、姜夔、陸游等11人。周濟論詞之“正變”標準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豪放”“婉約”之分。盡管在變聲詞人中“豪放”詞人居多，但考察《詞辨》所選作品，卻仍是以他們的“婉約”作品居絕大多數。所以，我們要從另外角度來討論。從對詞體特質的認識上來看，周濟直承張惠言，以“低徊要眇”為詞之極致。張惠言評溫庭筠詞“深美閎約”，周濟評為“醞釀最深”。周濟評正聲詞人重其蘊藉之美，評變聲詞人重其用語發越，風格明快，故周濟《詞辨自序》云正聲詞人“莫不蘊藉深厚”，變聲詞人“駿快馳騖，豪宕感激”。

　　譚獻的“正變”觀與周濟大相徑庭，為什么會有這種反差呢？詞旨上譚獻遵從常州詞學，對周濟尤為服膺，譚獻論詞宗“柔厚”，在詞體的認識上他與張惠言、周濟如出一轍，這說明他的正變觀并不是從詞體立論。

　　譚獻《復堂詞錄敘》云：“詞為詩余，非徒詩之余，而樂府之余也。……愚謂詞不必無頌，而大旨近雅。于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變者歟。其感人也尤捷，無有遠近幽深，風之使來。是故比興之義，升降之故，視詩較著，夫亦在于為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絜行芳，而后洋洋乎會于風雅。”學者們據此認為這是譚獻對詞的起源的認識，而“詞源于樂府”的觀點并無新意。那么，譚獻與前人不同何在？應該有兩點：一、譚獻認為詞源于樂府，不僅指漢以來樂府所表現的音樂形式，更指先秦以來一直存在于正統意識形態中的“樂教”，即《樂記》所云“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這種說法既肯定詞的音樂性特征，更蘊含著詞體在繼承《詩經》現實主義傳統方面的獨特意義；二、詞在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上，更近于《詩經》之“變雅”。學者一般將“變風”“變雅”聯系起來，認為《詩經》中的某些作品“發乎情，止乎禮義”，能恰當表達對時世的怨誹。在譚獻看來，詞也起著相似的功能。“上之言志”是詞最重要的功能，“永言次之”則退居其次。

　　理解了譚獻對詞的起源和功能的認識，我們對他的“正變”觀可作清楚的判斷。譚獻以周濟所指“變聲詞人”作正聲，“正聲詞人”作變聲，實認為李煜、蘇軾、姜夔等人詞為“言志”之詞，表現手法大都顯豁，對時代和詞人的心曲表現較為明白；而溫庭筠、歐陽修、周邦彥等人詞為“永言”之詞，表現手法大都含蓄，對時代和詞人的心曲表現較為隱晦。

　　“正變”觀下的清詞建構

　　譚獻明確地以“正變”論詞見于此，而在他精心編選的《篋中詞》中，也可以看到“正變”觀的反映。譚獻自三十四歲時選《篋中詞》，至其晚年始定稿，耗時三十多年。譚獻選評《篋中詞》，較為鮮明地體現了他以“正變”觀建構清詞史的意圖。

　　《復堂詞話》已述及這一意圖：“近擬撰《篋中詞》。上自飲水，下至水云，中間陳、朱、厲、郭、皋文、翰風、枚庵、稚圭、蓮生諸家，千金一冶，殊呻共吟。以表填詞正變，無取刻畫二窗、皮傅姜張也。”這明確表現出譚獻選清詞是要彰顯出清詞發展的脈絡，也即文中所說“填詞正變”。《篋中詞》所選詞人計376人，譚獻如何構建出清詞的正變系統，我們只有從《篋中詞》的評語入手。

　　譚獻評蔣春霖《水云樓詞》云：

　　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云樓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或曰：“何以與成項并論？”應之曰：“阮亭、葆馚一流，為才人之詞。宛鄰、止庵一派，為學人之詞。惟三家是詞人之詞。與朱厲同工異曲，其他則旁流羽翼而已。”

　　這里的議論值得注意，一方面蔣春霖詞“流別甚正”，當為正聲詞人，另外一方面，蔣春霖與納蘭性德、項鴻祚三人詞皆為“詞人之詞”，足為清詞之冠，而與“才人之詞”“學人之詞”以及浙西詞家有別。這四類詞人的區別，我們不打算討論。實際上，“詞人之詞”內部的共性即構成了“正聲”詞人的重要特征。

　　納蘭容若詞，譚獻引周之琦語評云：

　　或言：納蘭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予謂重光天籟也，恐非人力所能及。容若長調多不協律，小令則格高韻遠，極纏綿婉約之致，能使殘唐墜緒，絕而復續，第其品格，殆叔原、方回之亞乎？

　　項鴻祚詞，譚獻評云：

　　蓮生，古之傷心人也！蕩氣回腸，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滯，殆欲前無古人。

　　可以看出，三人的共同點就是在詞的內容上都表現傷心憂世之情，在表達上都有直致自然的特點，故納蘭詞在深摯自然上不如李煜，但仍與小晏相似；項鴻祚詞兼姜夔、張炎、吳文英之長，而歸趣在“傷心”；蔣春霖詞“每有感慨，于是乎寄”。

　　納蘭等三人無疑符合正聲詞人的特點。結合以上論述，我們再據《篋中詞》評語可對清代詞人的正變歸屬作大體判斷。《篋中詞》收錄3首作品以上詞人116位，其中正聲詞人有65位，變聲詞人51位。例如他評莊棫詞：“靈均遺則，動于哀愉而不能已。”評周濟詞：“怨斷之中，豪宕不減。”這都屬于正聲詞人；評朱彝尊詞：“有潛氣內轉之妙。”評張惠言詞：“胸襟學問，醞釀噴薄而出。”這都屬于變聲詞人，這些詞人涵括了清詞史各時期的重要作家。再以錄詞8首以上的詞人而言，也都是清詞史上公認的優秀詞人。正聲詞人十人：納蘭性德、蔣春霖、項鴻祚、莊棫、錢芳標、周濟、陳維崧、李雯、王士禛、彭孫遹；變聲詞人八人：朱彝尊、厲鶚、張惠言、張景祁、宋征輿、沈豐垣、吳翌鳳、馮煦。從選人來看，這18人分布時段為清前期8人，中期6人，后期4人；從選詞來看，雖對正聲詞人略有偏倚，但總體持平，并無明顯軒輊。這說明譚獻以“正變”觀構建清詞史時，既突破了詞史的宗派限制，譚獻并沒有因尊崇常州詞派而貶低浙西詞派；又突破了傳統“正變”觀的高低之分，譚獻將詞之正聲與變聲都統一在詩教體系中；還注意到詞壇的當代進展，并無厚古薄今之弊。可以說譚獻以“正變”觀構建清代詞史時，是比較客觀公正地表現了清詞史的發展線索。

　　古代詞家以“正變”評章詞人，一個重要的意圖就是推尊門派，譚獻作為常州詞派晚期代表人物，其“正變”觀論詞的首要意義便在于拓展常州詞派的藩籬。其“正變”觀的提出既明確了詞與詩的一般邊界，又將詞上溯至“變雅”之詩，從而又達到推尊詞體的作用。譚獻以“正變”觀構建詞史，能夠破除門戶之見，注意詞人創作的實際，注意詞史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具有高屋建瓴、截斷眾流的視野，融通而客觀地建立了清詞史的架構，一定意義上啟發了現代詞學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