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作者：張志春（陜西師范大學教授）

　　從古代走來的端午節(jié)，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認知度高、參與性強的節(jié)日。數(shù)千年的記憶積淀于此，過端午仿佛捧讀一部大書，一頁頁內(nèi)蘊厚重而令人蕩氣回腸。粽子、艾草、龍舟等無一不是常讀常新的端午意象。而端午服飾，就更典型，更值得言說了。

　　　端午服飾是基于實用的狂歡美飾

　　傳統(tǒng)美飾源頭往往是官方。五代花蕊夫人《宮詞》寫得鮮美輕盈：“端午生衣進御床，赭黃羅帕覆金箱。美人捧入南薰殿，玉腕斜封彩縷長。”生衣即鮮衣、夏衣，時尚的裝飾。時尚者，追求永恒新穎也。自古文人墨客更多文字敘事，既是記錄也是自述。如陸游《乙卯重五詩》：“粽包分兩髻，艾束著危冠。”到了眾多的平常人，更多的是口頭敘事與穿著踐行。歲歲年年，無論是龍舟競渡者爭先恐后的帥氣扮裝，或是破解惡月之邪而鑼鼓喧天的驅(qū)儺奔騰，或是作為龍的子孫身著彩裝的圖騰扮演，或是紀念屈原伍子胥的蕩舟尋覓……自古而今，千變?nèi)f化，但色彩主體仍多祥瑞的紅黃二色。

　　相對于表演類服飾，生活類依然千飾萬扮，美不勝收。明代沈榜《宛署雜記》：“五月女兒節(jié)，系端午索，戴艾葉、五毒靈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飾小閨女，盡態(tài)極妍。”又說燕京“已出嫁之女，亦歸寧簪以榴花，曰女兒節(jié)。”《清嘉錄》：“婦女簪艾葉、榴花，號為端午景。”光緒《昆新兩縣續(xù)修合志》：“婦女首簪榴花、艾虎于髻。”若再追溯，唐代端午更以簪石榴花為時髦……如同陽光照亮山川大地，香包馨香彌漫，石榴癡烈鮮靚，古今上中下都因美而悅目悅神，欣然共建這一服飾語境。端午節(jié)之所以又稱為女兒節(jié)，就在于它著意刷新了生命個體的視覺形象，使之在升華中得到關(guān)注與欣賞，從而恒久地滋生超越性的美飾狂歡。

　　端午服飾是神話語境的形式積淀

　　如果說龍舟服飾著意于表現(xiàn)張揚的話，那么遍及九州的五毒衣則有著神秘的意蘊。或許五毒衣出現(xiàn)本身就有典型意味，成為發(fā)生學上端午“惡月說”的重要文例證。五毒圖紋或刺繡于裹肚，或綴飾于背心……關(guān)鍵它能震懾五毒于掌控之中，因而成為男女老幼的護身符。更有不少地方直接將小孩扮飾為老虎意象：穿虎紋衣裳，戴虎頭帽，穿虎頭鞋，沾雄黃酒在小腦門畫“王”字……總之要扮成小老虎。小孩形象一經(jīng)刷新便平添許多意趣。再稍稍追究，個中意蘊深深深幾許啊。

　　同時，艾蒿不僅插于門庭，且以佩飾融入服飾境界。《山堂肆考·宮集》卷十一：“端午以艾為虎形，或剪彩為虎，粘艾葉以戴之。”陳文靘《歲時廣記》卷二十一：“王沂公《端午貼子》云：‘釵頭艾虎辟群邪，曉駕祥云七寶車’”；《清嘉錄》：“婦女簪艾葉”；光緒《昆新兩縣續(xù)修合志》亦云：“婦女首簪榴花艾虎于髻；”《歲時雜記》說，宋端午男女艾蒿插頭，且艾蒿上裝“蜈蚣、蛇、草蟲之類，及天師形相……”；《帝京景物略》記載明北京女子端午頭上“簪五毒、五瑞花草”；吳曼云《江鄉(xiāng)節(jié)物詞小序》：“杭俗，婦女制鄉(xiāng)帶絕小，貯雄黃，系之衣上，可辟”……看來，這一系列貫通古今、覆蓋官民的服飾意象是大有意味的。它頗似圖騰同體的神圣行為而增益生命的自信與從容。從《詩經(jīng)》“彼采艾兮”的唱嘆，到艾葉入八寶圖譜而為服飾圖典，便知端午簪戴寓意祥瑞神秘、博大深邃。初看頗多童趣，生意盎然，然而它卻是遠古圖騰與神話的現(xiàn)代遺痕。而飾艾為虎也值得追溯。我們從春節(jié)門神的傳統(tǒng)神話中可知，虎原是滅絕一切妖魔邪惡的裁決性超級力量。它赫赫有威而成為佩飾，恰是取其避邪之意。且不說那虎與猴原本是古代十二章紋中尊彝的中心意象，也不說鎮(zhèn)宅護生的神話傳統(tǒng)，僅就蹲踞臂膀的服飾語境來看，仿佛如同那神奇的脊獸駐守在屋宇之上，給人們以藍天晴闊、心地坦然的從容之感。

　　還有熟稔的五彩繩。因其青、紅、白、黑、黃五色的絲線為環(huán)，系手腳之腕為飾，又稱五彩縷、五色絲。五色齊備，聚為一束，這在中國文化格局中有著非常的意味。當傳統(tǒng)的神話思維與五方崇拜結(jié)合起來時，五色與五方大帝、五獸等共時性相融；五色又與歷史朝代歷時性相吻，從而構(gòu)筑成了一個意象紛繁的博大神秘世界。簪戴披掛在身，如云如霧互滲互融，融入了天地人神并在的世界。

　　　端午服飾是令人心往神追的儀式建構(gòu)

　　既然服飾不斷滋生天然的“萬有引力”，既然服飾積淀厚重而氛圍神圣崇高，那么，古往今來不同向度的人物自然聚攏而來。權(quán)力便可化超自然力量，儀式性掌控了服飾，便掌控了資源與人心。唐太宗對長孫無忌、楊師道說：“五月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朕各賜君飛白扇二。”唐代便有了賞賜衣帶習俗。《中華古今注》說唐貞觀年間，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舊唐書·李元纮傳》載傳主曾于端午節(jié)受賜紫服金魚。竇叔向《端午日恩賜百索》詩句：“仙宮長命縷，端午降殊私。”不只中原王朝，就是邊遠殿堂也仿此朝儀。《遼史·禮志》寫遼金帝國也要看樣學樣。端午時節(jié)，皇帝維系長壽彩縷才能升座，臣僚們也以獲賜壽縷為榮。

　　杜甫五律《端午日賜衣》便寫出了在外界看來輝煌而神秘的殿堂內(nèi)的節(jié)日服飾新景象：“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外濕，當暑著來清。意內(nèi)稱長短，終身荷圣情。”是的，我們身臨其境地想想，遠在大唐宮禁之內(nèi)，在一個充滿期待的日子里，突然接收到扮飾儀態(tài)遮蔽身心的饋贈之物，這些接受御賜新衣的宮女們怎不漫卷衣袖喜欲狂呢。嶄新的宮衣原本天子名牌，而又節(jié)日初穿，細葛精致，綾羅飄逸，合體不必說，暑熱時披掛在身心舒泰清爽無比，況又是最高人物所頒所賜，那衣物的內(nèi)蘊頗值品咂，終身感恩才對呢。

　　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大傳統(tǒng)與小傳統(tǒng)的集合體。縱觀古今，天子皇家自有供奉，朝臣宮女官吏自有賞賜，而平民百姓的衣裳穿戴都在兩只手上。他們的節(jié)日服飾雖有向上看齊的模擬性，但也有著禮不下庶人的寬松和自由。于是端午節(jié)民間服飾便沒了剛性的規(guī)定，更未坐實到具體款式、色彩、面料、圖紋等，但每逢節(jié)日人們還是要穿戴一新的，還是有一些約定俗成的著裝習慣的。否則，老舍《端午》一詩怎會有“端午偏逢風雨狂，村童仍著舊衣裳”的敏感與遺憾呢？再向前看，宋代謝逸怎會有“病臂懶纏長命縷，破衣羞帶赤靈符”（《端午絕句二首》）一類意在言外的牢騷呢？

　　既然服飾有了儀式性積淀，既然官方可以賜衣，那么基層民眾則無妨禮尚往來、平等互惠式的饋贈衣物，這是呼應。或絲織手鐲，送紗羅衣裙，或府綢衣料，或香包肚兜，或夏衣手巾……不只自己制作穿戴，而且使之成為親情與愛情的凝聚模式。神秘崇高的語境平添親切意味，相沿成俗自古而今。都說儀式是行動著的神話，看來端午服飾在民間真的是動態(tài)演繹著的神話，是形象敘述中的儀式。

　　由此人們便知曉了端午服飾是怎樣的一種語境。古今上下的呼應之時，彼此的你來我往間，服裝飾物的傳情達意中，節(jié)日的氛圍就此烘托起來，人與人之間溫馨的文化平臺就此搭建起來。這是美美與共的互邀，這是親情延續(xù)的凝聚。每一種款式，每一件飾物都無不指向了神圣與神秘，而材質(zhì)、色彩、圖紋等等的精美舒貼，又使其作為“惡月”的遺痕漸漸風化。服飾的語境輻射與滲透而來的，是相互間真誠的關(guān)心和祝福。年年如斯的節(jié)日氛圍，不斷滋生著新意與溫馨，傳承，積淀，而千古不磨。如此這般的民族文化生命的基因，沉浸其中者自不難感受到人類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