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一峰（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副主任）

　　2023年是我國鄉土文化發展史上一個值得銘記的年份。過去這些年熱度不斷升高的“村晚”，在文旅部等相關部門的推動下，今年以“四季村晚”的形式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春季熱啟動”“夏季大聯歡”“秋季慶豐收”“冬季暖回顧”的設計，推動“村晚”這種群眾性文化活動在常態化、機制化上邁出了新步伐，無論是對百姓文化生活的融入度，還是對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滿足度，都獲得了進一步提升。與此同時，“村超”“村BA”繼“村晚”而起，火爆異常，并逐漸升級為全國性比賽，為文旅融合的大潮加入了體育元素，進一步盤活了基層文化資源，使當代中國鄉土文化的內涵更加豐富、形式更加多樣。

　　適配農村新場景的文化新創造

　　中國是農業大國，有著悠久的農耕文明。中國人最古老的身份是“農民”，中華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在鄉村。在我們這片土地上，農民過得怎么樣，鄉村建設怎么樣，關乎國之根本，影響文明興衰。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狀況是鄉村振興乃至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要衡量指標，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戰略意義。如果說，如何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發展之問；那么，鄉土文化建設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書寫的文化答卷。建設具有延續民族文脈、符合現代需求的新式鄉土文化，一直是貫穿中國式現代化從探索到奠基、從推進到拓展的重大課題。

　　文化是時代的產物，深刻反映著社會發展水平。文化建設既以經濟社會發展為基礎，又為其提供重要支點。長期以來，我國城鄉發展不均衡的現狀鮮明體現在文化領域。說起農村，人們總會聯想到匱乏的文化設施、單調枯燥的文化生活。追溯“村晚”“村超”“村BA”等的歷史，會發現它們并非橫空出世，而是在各自的發展道路上有了數十年的積淀。如今，它們之所以獲得現象級關注、迎來爆發式成長，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則在于新時代中國歷史性成就、歷史性變革為農村文化建設提供了新場景。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過去農村“早上聽雞叫，白天聽鳥叫，晚上聽狗叫”的“文娛”方式，“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乏味生活，已變得與時代格格不入，僅靠“文化下鄉”的單向輸送，既無法真正滿足農民群眾的文化需求，也無法有效激發鄉土社會蘊藏的巨大文化能量。

　　同時，因為農業生產技術提高而增加的“農閑”也需要健康的文化活動來填充。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要求并推動著鄉土文化沿著農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軌道發生內在而自覺的變革。2021年，我國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小康社會的千年夢想終于實現，我國發展站在了更高的歷史起點上。鄉村振興接續推進，讓農村文化建設的基礎更加堅實、舞臺更加開闊，為新式鄉土文化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于是，從“村晚”到“村超”再到“村BA”，各種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文化活動應運而生，成為適配農村新場景的文化新創造。早在1919年，李大釗就說過，“要建設光明的農村，農民就一定要有文化”。100多年后的今天，植根于神州大地的“村字號”文化活動，以農民為主體，以鄉村為平臺，創意滿滿，活力四射，既充滿鄉土文化特有的泥土氣息，讓人感到親切而隨和，又展現出新時代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精氣神，叫人由衷地感動和振奮。新時代的中國農民正以充沛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進行著屬于自己又惠澤全體的文化創造，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答卷上寫下濃墨重彩的篇章。

　　鄉土文化和互聯網的雙向奔赴

　　縱觀“村晚”的異軍突起、“村超”“村BA”的破圈傳播，有一股重要力量在支撐著這些來自鄉野田間的“文化盛宴”。這就是互聯網帶來的文化傳播力、資源集聚力和產業拉動力。

　　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67億，其中，農村網民規模為3.08億，占網民整體的28.9%。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61.9%，較2021年12月提升4.3個百分點。城鄉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差異較2021年12月縮小2.5個百分點。隨著數字基礎設施不斷完善，農村地區信息溝通及視頻娛樂類應用普及率已與城市基本持平。而農村網民群體短視頻使用率甚至超過城鎮網民0.3個百分點，即時通信使用率與城鎮網民差距也僅為2.5個百分點。可見，互聯網不但“縮短”了城鄉空間距離，而且正以自己的方式逐漸填平城鄉文化鴻溝，“城鄉一體”的文化發展新格局日漸清晰。

　　如前所述，“村晚”“村超”“村BA”都是鄉土社會長期孕育積淀的產物。比如，“浙派村晚”已舉辦了43年。1981年的小年夜，麗水月山村的村民在臨時搭建的舞臺上演鄉戲、舞花燈，舉辦了全國第一臺鄉村春節聯歡晚會，拉開了“村晚”的帷幕。再如，20世紀90年代，貴州榕江村民就在自制露天簡易足球場上舉辦過早期“村超”；“村BA”則起源于貴州省黔東南州“六月六”吃新節的傳統節日游會活動，也有幾十年的歷史。而這些民間文化活動及其參與者在更大范圍內被“看見”，大都由于和互聯網的“邂逅”。正因為搭載了網絡這一最時尚的媒介平臺，這些最鄉土的文化活動才得以突破地域、交通等條件限制，從現實中的“鄉村一隅”走向網絡里的“社會全域”，在空前廣闊的平臺上展現魅力，吸引關注，吸引了方方面面的資源，進而促成了當地文化產業的孕育、形成和壯大。

　　這場鄉土文化活動和互聯網的雙向奔赴啟示我們：新技術新媒介是當下文化建設必不可少的要素。發揮互聯網作為文化傳播平臺和創造手段的雙重作用，讓優質內容和優質平臺相得益彰，是當代文化發展的規律性訴求。推動“村字號”文化活動繼續廣泛深入開展，必須在繼續保持“鄉土味兒”的同時認真打好“網絡牌”。

　　科學把握“村字號”的溢出效應

　　文化自覺在本質上是對人的主動性創造性的調動。鄉土文化自覺一旦被喚醒，就會生發出無窮的力量，指引和推動人們去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村字號”文化活動既有歌舞演出、體育賽事等具體內容，又從整體上推動了當地文化建設。比如，貴州榕江縣每一次“村超”現場，都有非遺文化的加入，侗族大歌的悠揚歌聲，苗家姑娘的舞蹈，在這里盡情展現，各種民族特色技藝讓觀眾大呼過癮。臺江縣“村BA”籃球場不遠處，可以看到村民的銀飾刺繡攤位。而吸引網友守候在手機屏幕前的，除了精彩的賽事，還有同樣精彩的“啦啦隊”帶來的民族風情。鄉村文化活動還推動了經濟繁榮。數據顯示，今年三天兩夜的“村BA”總決賽期間，臺江縣共接待游客18.19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5516萬元。“村超”“村BA”所在地的不少村民還把家里改成了民宿。貴州榕江縣“村超”不但拉動了當地旅游，而且帶火了當地農特產品和非遺產品線上線下的銷售。

　　鄉村振興既要塑形，又要鑄魂。文化承擔著培根鑄魂的職責，也肩負著為經濟社會發展匯聚精神動力的任務。“村字號”文化活動在人民群眾中的美譽度，及其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溢出效應”充分說明，文化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也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點。社會發展的偉力蘊藏在群眾之中。當基層群眾的文化熱情和創造力被釋放，就會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力。而“村字號”文化活動最大的特點是對村民主體性的尊重，正是鼓勵村民勇于站到舞臺中央、大膽奔跑在賽場上，才打開了這些活動成功的大門。

　　在“村晚”“村超”“村BA”的帶動示范下，“村字號”的隊伍正在不斷壯大。據報道，“村排”“村壘”也在貴州省黔東南州的小村莊里陸續登場。面對熱火朝天的“土味兒”文化活動，在贊賞和鼓勵的同時，我們還應多一些冷靜思考。比如，如何保持鄉村文化活動的持續性和新鮮感，維護粉絲“自來水”的流量和純度，避免掉入注意力經濟“曇花一現”的陷阱。又如，如何進一步發揮文化的支點作用，加強活動策劃和內容供給，在更大范圍深度盤活鄉村歷史文化資源，構筑產業模式，更有力地撬動農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讓“大流量”和“正能量”互相支撐、“富腦袋”和“富口袋”齊頭并進。再如，如何深化對新時代鄉村振興和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科學總結和有效推廣“村字號”文化活動的經驗，加強頂層設計和深度宣傳，促進各地鄉村文化活動差異化、特色化發展，防止過度營銷、簡單移植、跟風照搬。解決好這些問題，方能為鄉土文化建設提供更持久的動力。

　　當我們為村里的“歌星”“笑星”“球星”鼓掌歡呼時，一股熱望在心中油然而生：這是一個文化自覺的時代，這是一片文化自信的土地，這里生活著充滿文化創造力的人民，扎根于腳下的這片土地，就一定能創造出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1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