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世旭

　　公元742年（天寶元年），已經四十二歲的李白忽然得到入京詔書，于是立刻回去與家人告別，并寫下七言古詩《南陵別兒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

　　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

　　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求用心切、受寵忘形的神態躍然紙上，躊躇滿志表現得淋漓盡致。過了將近一千三百年，我們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種毫不掩飾的興奮撲面而來。

　　后人譽李白為“詩仙”，但他最大的抱負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h清一”。

　　李白“五歲誦六甲”；十五歲已有詩賦多首，并開始社會干謁，好劍術，喜任俠；十八歲隱居讀書；二十四歲開始遠游，次年出蜀，“仗劍去國”；二十七歲迎娶官宦女兒；二十九歲多次謁見本州裴長史，遭讒謗，上書自白，終為所拒；三十歲往長安，謁宰相及其他王公大臣，均無果；三十三歲開山田，耕讀度日；三十四歲獻唐玄宗《明堂賦》，次年獻《大獵賦》，以博賞識，又結識衛尉，進而向公主獻詩，一步步接近權力上層。在長安紫極宮，他遇見賀知章，立刻上前拜見，并呈上袖中詩本，其詩的瑰麗瀟灑令賀知章驚為“謫仙人”。

　　由于公主和高官的賞識，李白被召進宮，玄宗降輦步迎，即令供奉翰林，陪侍左右。初春，玄宗行樂宮中，李白奉詔作《宮中行樂詞》，賜宮錦袍。暮春，興慶池牡丹盛開，玄宗與楊玉環同賞，李白又奉詔作《清平調》。每有宴飲郊游，必命李白賦詩以紀盛況，流傳后世。

　　玄宗的寵信，讓同僚不勝艷羨。李白自己卻日漸厭倦，縱酒以自昏穢，以至“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他醉中起草詔書，伸腳讓太監脫靴，“宮中人恨之，讒謗于玄宗，玄宗疏之，后玄宗賜金放還”，亦即變相攆出長安。

　　在《玉壺吟》中，李白很直白地總結了這段宮廷生活：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

　　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

　　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

　　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

　　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

　　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

　　西施宜笑復宜顰，丑女效之徒累身。

　　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

　　又有《蜀道難》，變幻奇譎，仙而不鬼，倏起倏落，忽虛忽實，煙水杳渺，可謂絕世奇文。它表面寫蜀道艱險，實則寫仕途坎坷，屢逢躓礙，懷才不遇。

　　原以為能像管仲、張良、諸葛亮們一樣干一番事業，卻發現那不過是幻影；原以為能“平交王侯”，然而王侯們并沒把他當一回事。“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馮諼之鑒就在前面。他最終落了個“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失望，“行路難，歸去來”的哀嘆，“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的惆悵，“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的無奈。

　　出京，李白重新踏上了云游的漫漫旅途，在江淮一帶盤桓。精神極度苦悶，一再去友人的山居為客，登高飲宴，借酒放歌，發泄胸中郁積。既然“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那就“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愿醒”。

　　時間像從天而降的黃河，疾逝不回。高堂上，明鏡里，早上還是一頭青絲，傍晚就白如霜雪。《將進酒》，篇幅不長，卻五音繁會，筆酣墨飽，情極悲憤而作狂放，語極豪縱而又沉著，氣勢與力量震爍古今。

　　然而，“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除了感慨“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只能是“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盡管后人評這首《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如天馬行空，神龍出?！?，音調激越高昂，情感起伏漲落，如江河洶涌瞬息萬變，波瀾迭起，與藝術結構的騰挪起伏完美結合，達到了豪放與自然和諧統一，云云，但詩人的郁結之深、憂憤之烈、心緒之亂，以及一觸即發、發則不可抑止的情狀是無法掩蓋的。當年直陳其事的賦體《南陵別兒童入京》兼采比興，夾敘夾議，正面描寫與側面烘托相結合，在縱恣跌宕的筆調中，洋溢著實現抱負的極度喜悅和積極進取的奔放豪邁，可如今，這樣的影子一點也見不到，更別說“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的氣概和“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的自負了。

　　命運只給了他寫詩的才華，卻沒有給他從政的機會。

　　年近耳順，李白竟至于走到了流放路上，好在不久就遇大赦。九死一生的老人，寫下《早發白帝城》，表達撿回一條老命的激動。

　　此后，李白與仕途絕緣，重新淪為蓬蒿人。從被赦到離世，幾年間，顛沛流離于宣城、金陵。

　　李白看不起蓬蒿人，蓬蒿人卻沒有看不起他。鄉野豪士汪倫修書邀請落魄的李白去他家鄉，“詭云”那里有“十里桃花”“萬家酒店”。李白去了，才知道“桃花”是桃花潭，并無桃花，“萬”是一家店主的姓。但汪倫“款留數日，贈名馬八匹，官錦十端，而親送之”的盛情讓他深為感動，他揮毫寫下《贈汪倫》：“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边@也是流傳最廣的李詩之一。

　　桃花潭在青弋江邊一個普通的皖南鄉鎮。我去的那個傍晚，街上行人杳然。

　　晚年的李白幾經磨難，潦倒幾近乞丐。他自己在詩里說“群鳳憐客鳥，差池相哀鳴。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輕”，說白了就是靠人周濟過日子。

　　六十一歲，窮途末路的李白從金陵來到當涂，投奔當縣令的族叔李陽冰。在此后將近一年的時間里，他有過一些快樂的日子，常與李陽冰豪飲縱談，“大笑喧雷霆”。不過，看著鏡子里的自己“白發如霜草”，只能是“捫心空嘆息”。到當涂的第二年十一月，他因“腐脅疾”病入膏肓，最終懷著滿腔的悲愴飲恨而死。

　　當涂臨江有名勝“李白撈月處”，稱他是“醉酒后想去水中撈月而溺亡”，令人苦笑。轉而又想，也許李白的死就該是跟他的詩一樣，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吧。

　　五十五年后，宣歙觀察使范傳正從父親的詩文中發現自家與李家有“通家之舊”，于是尋訪到了李白的兩個孫女，從她們那里得知“先祖志在青山……殯于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范傳正“聞之憫然”，隨后請人“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并親自為新墓碑撰寫了序文。

　　我很為這篇碑文所觸動。它不僅清楚地記敘了李白子孫兩代的生活情狀，更重要的是刻畫了他們的精神面貌。李白兩個孫女的父親伯禽早已“不祿而卒”，哥哥出走，“不知所在”。她們自己則“儷于農夫，救死而已”，成了農婦。雖然“衣服村落，形容樸野”，卻“進退閑雅，慶對詳諦，且祖德如在”。范傳正勸她們“改適于士族”，就是改嫁讀書做官的人，她們的回答是：“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

　　這使范傳正大為感動：“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倍覐闹锌吹侥俗胬畎椎牧硪环N遺產——骨子里的高貴與驕傲：“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

　　李白渴望“扶搖直上九萬里”，但命運戲弄了他，就像他戲弄那些權貴。巨大的自我期許和同樣巨大的冷酷遭遇形成反差，終至客死異鄉，埋骨草野，構成了李白一生最大的悲劇。對李白強烈的功名欲，后人不乏詬病：他為求引薦說過肉麻的話，受到朝廷召見就得意忘形，以退為進擇機而動故作隱士狀，等等。但有一點我們不能不注意，李白的喜和悲，得意和失意，基于的是中國士子傳統的建功立業、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而不是祿蠹之輩對權力的迷戀。

　　超拔于世的傲岸，使李白在失望的煎熬中成為一位頂天立地的詩人，而不是像庸人那樣墮落為一個蠅營狗茍的宵小。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馀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后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這首《臨終歌》縱使是不為世所用的臨終絕唱，也像盛年時的高歌，大氣磅礴。

　　李白絕對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文學才華并不等于政治才能。我只看到了李白的詩才，其行政才干如何，因為沒有做過專門研究，我無可置喙。據說他宣讀并回復過一封外交文書，讓滿朝袞袞諸公羞愧。但這樣的工作，今天一個外語專業的本科生就能完成。安史之亂后，本來好好的與夫人在廬山“巢云松”、觀瀑布，他卻跑去做李璘的幕僚，給自己招來流放之禍。憑這一點，就可見他的政治見識。即便他果真像自詡的那樣能“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但對于漫長的文化史來說，多一個管晏那樣的能吏，還是多一個李白這樣的詩人，孰輕孰重，還真難說。古來詩人善治，能吏善詩，不乏其人，但把詩寫到李白的水平，可以斷言，一個也沒有。

　　李白的一生，不離酒與月。“白也詩無敵”，多有酒與月。詩酒月與李白，是標配。中間倘夾進一只公文包，便是李商隱在《義山雜纂》中說的“花間喝道，看花淚下，苔上鋪席，斫卻垂楊，花下曬裩，游春重載，石筍系馬，月下把火，妓筵說俗事，果園種菜，背山起樓，花架下養雞鴨”，宋朝的《西清詩話》潤飾為“清泉濯足，花下曬裩，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一句話：殺風景。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下醉酒寫詩，就是李白人生的巔峰，也是中國文學的巔峰。詩酒月因李白而高貴，李白因詩酒月而被奉為“仙”。

　　“古來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边@個“飲者”，自然是才氣沖天、詩寫得超一流的飲者，不是有酒必喝、喝酒必醉、醉酒必爛、除了貪酒什么本事也沒有的酒徒。至于“寂寞”，寂寞的又豈止是“圣賢”？多少帝王將相連同他們當時的不可一世早已無聲無息地消失在荒野亂草下，被世人忘得一干二凈。而李白，始終像郁郁蒼蒼的參天大樹，直指中國文學的千古云天。

　　李白的偉大，在于他的語言天才，在于他的“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在于他的詩在他身后再也無人超越。這和他是不是王族世孫與李唐諸王同宗，是不是進了朝堂做了翰林供奉，沒有一毛錢關系。有酒，有月，就有詩，有詩就有李白。即便一直就是蓬蒿人，只要與詩酒月同在，李白就注定是中國文化一個顯著的符號。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1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