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報告制度著力解決侵害兒童案件“發現難”問題

　　更多維度護佑兒童身心健康

　　光明日報記者 陳慧娟

　　不久前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國務院做了關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況的報告，其中提到兒童等弱勢群體遭受家暴發現難的問題引人關注。近日來一些發生在校園內的侵害案件，更讓人憂心：面對自我保護能力不足的未成年人，如何能夠盡早發現他們面臨的危險，及時給予救助？

　　事實上，“發現難”一直是司法人員在辦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時首先要面對的困境。強制報告制度是這一難題的答案之一。為了讓更多維度的人更為細密地發現孩子可能面臨的危險，2020年起強制報告制度在全國施行。

　　這一制度最初來自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的實踐。2018年4月，蕭山區檢察院聯合區衛健局下發了全國第一份《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3個月后，杭州市在全市范圍內推廣。當年，這份意見就進入了最高檢的研究范圍，各地也陸續出臺了類似規定。2020年5月，最高檢、公安部、教育部、國家衛健委等九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強制報告制度要求一些特定主體，如國家機關以及居（村）民委員會、教育機構、醫療機構、兒童福利機構、賓館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哪怕只是疑似，也應當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舉報。如未履行報告職責造成嚴重后果，將予以相應處分。意味著這項制度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以統一的標準實施。2020年10月，強制報告制度被納入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成為法律規定。

　　這意味著，對于這些特定主體來說，當得知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報告不再是一個道德選擇，而是一項必須完成的法律責任。

　　這一與所有未成年人息息相關的制度在全國已推行3年多，救助了超過3700名身處險境的孩子。這項制度是如何產生的？3年間發揮了怎樣的作用？為何仍然存在適用率不高的問題？未來又承載著我們哪些期待？

　　　1.從一個念頭到一項制度

　　貴州省畢節市的老師們都會定期走訪留守兒童家庭。2018年，一位初中老師在走訪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一名女學生神情時不時恍惚，精神狀態很差。老師察覺到異常，耐心地與女孩進行溝通，了解女孩最近的情況，在深入交談中發現女孩疑似遭受到性侵害，這位細心而負責的老師立即報警。

　　“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性侵案件占很大比例，而且很難發現。孩子被侵害會害怕會不知所措；有時家長覺得丟人不愿意聲張；有時侵害就來自家庭內部，家屬選擇隱瞞。通過這位老師的報警，我們意識到，其實老師是一個很有可能發現線索的群體。”貴州省畢節市檢察院負責未成年人案件的檢察官彭麗娟回憶說。

　　如何早點發現這樣的情況？如何讓有機會接觸到未成年人的群體更警覺？怎么能讓更多的人選擇報警？帶著這些思考，恰逢一次外出學習的機會，畢節市大方縣檢察官了解到在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有另一群檢察官同樣在破解這些難題，并且已初步形成了制度。

　　那是一個留守女孩的案件。因父母外出務工，她一直和大伯、奶奶一起生活。2016年，女孩認識了鄰居叔叔，他時常幫助女孩學習和生活。時間久了女孩有時也在鄰家借宿。就在這樣溫情的表象下，對女孩的性侵卻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持續發生。

　　而這起案發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為傷情嚴重，男子在帶女孩就醫時，被兩家民營醫院拒收，建議他去大醫院。最后到了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負責治療的醫生在男子支支吾吾表示是女孩自己摔傷后，敏銳地察覺到異常，選擇了報警。

　　蕭山區檢察院的檢察官看到了醫生這個群體發現未成年人遭受非正常傷害的可能性。在案件辦理過程中，他們開始思考，能不能建立一種制度，讓醫生碰到這樣的情況都能夠報警？能不能讓報警從“道德選擇”變成“制度必須”？

　　從這樣的念頭出發，2018年4月，蕭山區檢察院聯合公安、衛生部門會簽了國內第一份《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大方縣檢察院在此基礎上，將教師同樣列入報告主體，并在2018年8月聯合公安局、教育局、衛健局發布了《大方縣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

　　　2.解決報案人后顧之憂

　　在國內，這是一項全新的探索。

　　文件起草之初，檢察官與衛健部門的相關人員、各大醫院醫政科的負責人進行了多次討論，探討究竟哪些情形是醫生可以發現且應當報告的，也請醫生說出他們的擔心。

　　“當時醫生的一大擔心是，如果報告線索后，警方前來找報告人核實情況，就可能會與被報告的當事人相遇，那醫生就可能遭到打擊報復?！笔捝絽^檢察院“浙里花開-向陽花”未檢工作室負責人方蕓說，這些擔心是現實的，因此最初的配套措施就有保密性的規定。此后的落實過程中，各方一再細化報告流程，統一為醫生發現線索告知醫政科，醫政科進行基礎的識別判斷，可能是違法犯罪情況的，由醫政科統一報警，并上報衛健部門。

　　出乎意料的是，文件4月份出臺，一直到當年9月都沒有收到任何報告?！拔覀冊谙耄饲捌谧勔酝?，后期也許還應該跟進相關培訓?！狈绞|說，于是蕭山區檢察院再次聯合衛健部門組織醫政科負責人座談了解、判斷難點，并聯合團區委組織全區各醫院、學校代表進行培訓。

　　“醫生還存在一個擔心，就是自己識別錯了，浪費警力，造成不必要的糾紛，或者因為誤判沒有報案導致責任追究?！币虼耍瑱z察官再次解讀了幾種報告的情形，比如哪些屬于要優先報告的，并明確是否屬于案件由警方核實，報告人免責。

　　理順了這些擔心，第一個通過強制報告制度上報的線索出現了，而且是一個刑事案件。

　　技術的發展賦予了這項制度更大的空間。2021年1月畢節市上線了“守未聯盟”云平臺，成為強制報告的主要途徑。畢節市檢察院檢察官楊賢介紹，不限于法律規定的報告主體，所有人發現線索后都可以直接在平臺報案，報告人的信息閉環管理，辦案人員通過推送的線索自行核查，比如詢問家長或者學校、社區等方式，盡量不直接接觸報案人了解情況。對需要進行筆錄或者作證的情況，也會實施更多保障。目前畢節已通過平臺上報了700多條線索。

　　蕭山區檢察院聯合區衛健局搭建了“強制報告周報”數字模塊，這個數字模塊會主動識別未滿14周歲的幼女懷孕、流產等高度異常情況，并進行自動報告。此外，有些孩子的遭遇是一次就醫很難發現的?！拔覀兏t生探討建立數據提取規則，設計了一些醫學指標，通過隱私計算的方式，追蹤兩年的就醫數據進行估值。如果有孩子幾個估值都存在問題，就會通過周報模塊推送出來，以便將長期受虐待等情形篩選出來?！狈绞|介紹。

　　在湖北，這樣的探索也在進行。湖北省檢察院第九檢察部副主任蘇永勝舉了黃岡市的例子。2023年6月1日，黃岡市強制報告云平臺上線，兩個多月就收到了強制報告線索66條，其中因涉嫌刑事犯罪立案3件?！跋尻柕鹊厥幸步⒘俗约旱钠脚_，目前湖北正在著手打通全省的數據?！碧K永勝說。

　　　3.及時發現 及時救助

　　在楊賢看來，線索的增多不一定意味著案件的增多，但是一定意味著大家的警覺性更高了，更多權益可能受到侵害的孩子進入到司法人員的視野。

　　到2022年10月，通過強制報告，全國檢察機關已辦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3700余件。案件的積累讓方蕓看到，這個制度“確實是非常有價值的”。有些親人忙于生計、沒有時間陪伴孩子，因而不夠警覺；甚至有些侵害就來自于家庭，是不報告就無法及時發現、及時救助的“隱案”。

　　在2021年7月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最高檢負責未成年人案件的第九檢察廳負責人總結，不良家庭環境、不當監護方式是未成年人走上違法犯罪道路或者受到不法侵害的深層次原因。根據檢察機關辦理未成年人案件情況統計，2020年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被害人中，單親家庭、隔代監護、留守兒童占比超過20%。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隱性”監護缺失問題突出。

　　記者采訪中，檢察官講述了一個發生在西部某地農村的案件。一個9歲的女孩與爺爺奶奶一起生活。在一年的時間里，她遭到了大伯多次侵害。她告訴爺爺奶奶，向村干部求助。但因為法律意識淡薄，村干部認為這是家庭內部的事情，讓他們自行處理。雖然在奶奶的約束下，大伯停止了犯罪行為，但女孩的權益始終是被漠視的。直到女孩14歲時，自己選擇了報警。

　　案發后大伯被判刑。因為村干部的失職，檢察機關向鎮政府發出了檢察建議，建議加大保護未成年人相關法律法規的學習和宣傳。一名村干部被撤職，村委會作出深刻檢討。此后鎮政府對全鎮未成年人進行一次徹底排查。目前在該市范圍內，所有到村里工作的干部都要簽訂強制報告制度承諾書，力求人人知曉。

　　為了保證強制報告制度的剛性，檢察機關2021年開始實行了案件倒查的機制。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時，檢察官都會倒查是否存在應該報告而沒有報告的情況。

　　2023年5月以來，湖北省用3個月的時間在全省集中開展了專項監督工作。蘇永勝講述了一個在此過程中發現的案件。

　　一所鎮中學的班主任曾兩次在教室對兩名學生進行猥褻，兩名學生的家屬找到校長、副校長反映了犯罪行為，但因擔心學校的聲譽，兩人只向上級匯報了此事，沒有報警，最終上級也未作出任何處理。被害人家屬憤而報警。班主任最終因犯猥褻兒童罪、強制猥褻罪被判刑，并被禁止從事與未成年人相關的行業。檢察機關向縣教育局制發檢察建議，督促追究校長、副校長的責任，最終一人被免職，一人被警告處分。

　　《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2）》顯示，檢察機關2022年倒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2.6萬件，發現應當報告未報告案件2900余件，推動追責504人。

　　　4.完善響應處置機制

　　盡管強制報告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3年來的實踐看，北京師范大學未成年人檢察研究中心研究員何挺認為，強制報告制度的響應處置方面還有不足之處。

　　何挺撰文指出，國外通常按照“線索接收—初步核實與篩選—進一步評估與分級分類處理—綜合評估與服務安置—案件跟蹤與監督”的步驟對報告的線索進行響應處置，及時介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并為未成年人提供有效保護。在線索接收上，我國目前尚無統一的受理機關和平臺。線索的核實與篩選環節缺乏細化規定，也缺少案件分級分類處置機制。

　　強制報告制度需要進行協作的部門包括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司法行政機關，教育、民政、衛生健康、婦聯、共青團組織等多個部門，涉及報告受理、轉介、調查等多個響應處置的環節，但目前主責機關和各部門的具體職責范圍尚不明晰。

　　從報告主體來看，在各地檢察官的經驗中，教育部門、醫療系統執行相對較好，村居兩委以及其他單位、行業的落實還有待加強，賓館等住宿經營場所應報告不報告問題比較突出。

　　深圳市光明區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檢察官龔江同樣感受到了居委會等基層組織在強制報告制度中發揮的作用不足。“目前涉案未成年人都會建檔處理，并且有司法社工全程進行跟蹤、定期進行回訪，保證案件的處理效果。”龔江表示，但在基層，由主責單位負責跟蹤線索、進行反饋的整體處置流程還沒有系統建立起來?！艾F在很多社區都有網格員，但是在還原了每個案件的早期侵害行為之后，我們發現網格員沒能有效發現。為了形成一個發現家庭暴力、家庭侵害的工作機制，光明區兩街道與學校形成了家校社協作平臺，有一些輕微的情節不屬于司法人員處理的范疇，也許學生會告訴學校的心理老師，但老師不一定有處置的精力和能力，老師就可以把線索推送給社區，社區針對性地進行核實排查。此外街道可以定期進行滾動排查。”

　　　5.持續關注孩子成長

　　在龔江看來，還有一個問題更為根本——報告之后呢？

　　懲治犯罪只是一部分，報警之后這些孩子的生活還要繼續。龔江舉例，比如家暴的問題，本質上是一種正確教育方法的缺失，大多數家長的行為還遠遠沒有達到要被剝奪監護權的程度，那么報告到底能不能真正幫助孩子，取決于專業的后續干預如何去做。

　　光明區檢察院曾辦理過一起猥褻未成年人的案件，被害人是一個單親家庭的10歲孩子，在工地出租屋內遭到鄰居猥褻。

　　案發后，光明區檢察院聯合團委、民政等部門共同確定綜合保護方案，落實了孩子的低保救助和就學救助，并發放了6萬元司法救助金，按月支付直至孩子16歲。

　　在更深層的救助上，司法社工對孩子進行了系統性專業評估，評估他在性意識、防護能力、心理創傷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針對結果制定了個性化的保護計劃，開展心理疏導，并進行家庭教育指導，提升父親的監護教育能力，進行親子關系修復。

　　家庭教育指導目前已成為針對涉案未成年人的常規選項。2020年這項起源于司法實踐的制度，與強制報告制度一起寫入未成年人保護法。此后出臺的家庭教育促進法，則通過明確國家、社會等相關主體為家長提供家庭教育支持幫助的權利和義務，使得民政、婦聯、共青團、關工委等與未成年人工作相關的部門聚集起來，為家長提供支持的社會體系正在全面建立。

　　這項工作通常會由司法社工進行評估，對需要進行家庭教育指導的家庭，檢察機關、法院會發布《家庭教育令》《督促監護令》等。在記者采訪的多個地區，目前家庭教育指導以專業司法社工、心理咨詢師、家庭教育指導師等專業人士為主體，通常為團隊合作，既有教育知識的講授，也會設計大量親子活動，有針對性地解決家庭面臨的核心困境。這個過程會持續幾個月到半年不等。

　　從目前對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指導實踐中不難發現，專業的力量遠遠不足。龔江感到，并非所有案件最后都能達到所預期的目標，尤其是存在家庭內部侵害的問題時。如何應對家庭結構的變更、彌合家人之間的情感裂痕，需要非常專業的疏導資源。

　　在更廣泛的群體中，不少家長的理念還需要提高。2022年全國婦聯、教育部等11個部門印發了《關于指導推進家庭教育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規劃包括推動中小學、幼兒園普遍建立家長學校，也包括規范強化社區家庭教育指導，依托城鄉社區綜合服務設施、文明實踐所站、婦女兒童之家等普遍建立家長學校。

　　鏈接

　　　強制報告制度

　　國家機關以及居（村）民委員會、教育機構、醫療機構、兒童福利機構、賓館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臨不法侵害危險的，應當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舉報。負有報告義務的單位及其工作人員未履行報告職責，造成嚴重后果的，由其主管行政機關或者本單位依法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相應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相關單位或者單位主管人員阻止工作人員報告的，予以從重處罰。

　　2018年4月，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檢察院聯合區衛健局下發了全國第一份《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

　　2020年5月，最高檢、公安部、教育部、國家衛健委等九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這項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實施。

　　2020年10月，強制報告制度被納入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成為法律規定。

　　到2022年10月，通過強制報告，全國檢察機關已辦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3700余件，對不履行報告義務的督促追責400余人。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10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