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焦明江（北京信息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1932年12月，鄂豫皖蘇區紅軍轉戰四川通南巴地區，建立川陜蘇維埃革命根據地。到1935年5月，為配合中央紅軍長征，川陜蘇區紅軍撤離該地區，前后共歷時兩年多。在這兩年多時間里，蘇區黨組織領導蘇維埃政權和紅軍對這塊人口稀少、地域廣大的區域進行了全方位治理和整體性建設，把這塊當時較為貧窮閉塞的區域建設成政治保持穩定、經濟較快增長、社會文明大有進步的紅色政區，為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后治理國家積累了經驗。

　　川陜蘇區建設的措施

　　蘇區黨和紅軍要建成一塊軍事上可戰勝敵人、紅色政權能不斷趨向穩固的革命根據地，就必須采取措施發展經濟，保證軍需、改善人民生活，廣泛開展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設，盡可能提高社會文明程度，以增強人民群眾對黨和紅色政權的向心力。

　　經濟建設。當時，川陜蘇區被連續“圍剿”，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保障軍需，并保障通南巴貧窮地區廣大人民的生活、逐步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筑牢確保蘇區存在發展的物質基礎。因此，蘇區整體性社會建設的首要工作是發展經濟。1933年2月，黨組織和紅軍成立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后，立即把發展蘇區經濟提上日程。

　　在農業方面，蘇區政府一經建立便提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目標任務。為實現這一目標，蘇區政府大力給予農民資金支持，扶持各地開辦農具廠并采購種子。僅1934年，省蘇維埃政府就撥出糧食種子15萬斤幫助缺種子的貧農和紅軍家屬。對勞動力不足的家庭，蘇維埃政府組織各種合作社進行互幫互助以保障耕種。

　　在工商業方面，川陜蘇區調整了“整個產業收歸國有”的政策，實行將小企業和中等企業出租，甚至將小企業轉讓的政策。在工商業領域形成集體和私營等不同經濟形式并行互補的體制，從實際出發來解決蘇區的經濟問題。同時，蘇維埃政府還根據實際情況，給予各類工商企業資金、物力、人才等多方面支持。其中，政府對工業企業人才的支持較為突出，制定了對專門人才實行薪金制，對特殊人才給予更多尊重以調動其積極性等政策。

　　為了籌集資金辦工業，蘇區成立了名為“經濟公社”的綜合性經濟實體，可工可商，以商業為主。但“經濟公社”并不壟斷商業，“蘇維埃政府保證商業自由，不妨害商品與市場的關系”，“歡迎自由投資，蘇區、白區各種資本可以自由經營”。1933年，蘇區政府還對大小商人一律免稅，以促進商業繁榮。特別指出：“對于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商業自由的任何限制完全不能允許；……現在就將工業和手工業收歸國有，這樣的企圖，是不適宜的，而且是有害的。”不僅如此，蘇維埃政府對蘇區與非蘇區間的貿易也實施寬松的管理，明確指出：最適宜的是蘇維埃政府對于蘇區與非蘇區的貿易采取登記制度或它種監督的方式。（《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集成》〔上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頁）

　　川陜蘇區政府建立后，還因地制宜地制定并實施了有效金融政策。其特點是不宣布舊幣無效，而是采取一些過渡措施，使蘇區形成紙幣、布幣、銅幣和銀幣四種貨幣共用的局面。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下，貨幣多樣化并不利于貨物交換，蘇區政府也希望盡早統一貨幣，但認為發行紙幣“應該非常謹慎，盡可能避免蘇維埃貨幣之跌價”。在當時的特殊條件下，這種過渡性多元并存的貨幣體系，不但有利于邊區金融的穩定，也有利于蘇區與非蘇區間的物資流通。1933年底，川陜省工農銀行成立，號召“集中農民手里的零碎經濟聚成集團經濟，變鄉村睡著的經濟為活動生利的經濟”。工農銀行成立一年后，“蘇維埃銀圓鈔票，在川陜省流通，不但沒有拒絕不用，而且有許多群眾把自己的銀元拿到銀行里調換鈔票來行使。銀行里準備金十分充足，無論來多少鈔票，均充分兌現”（同上書，下冊第1599頁）。這些舉措促進了蘇區金融業的繁榮。

　　教育文化衛生領域的政策措施。面對國民黨軍隊連續“圍剿”的形勢，川陜蘇區黨組織和紅軍仍然不忘為人民謀利益，并致力于發展邊區文教衛生事業，為長遠發展奠定基礎。發展教育依據“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戰爭許可的范圍內”，“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第652頁）。除各縣設立列寧學校辦好普通教育，川陜省蘇維埃要求把教育工作的重心放在“發展社會教育”上。在蘇區創辦鄉村學校和蘇維埃干部學校、紅軍彭楊軍政干部學校、黨校、婦女學校等各種學校。還由政府籌資廣設劇團、俱樂部、閱覽室、運動場、報刊，舉行晚會、歌詠、演講、讀報等活動，提高群眾文化水平，并在全社會進行革命意識培養。

　　在醫療衛生建設上，政府每年拿出相當數量的財政收入置備醫療器械，改善蘇區軍民健康狀況。衛生建設主要包括專業醫院建設和醫療衛生知識宣傳普及兩方面。醫院又分為隸屬于軍隊的紅軍總醫院和蘇維埃政府創辦的工農醫院兩類。軍隊醫院有紅軍總醫院1所、分醫院5所，軍醫院5所，團醫務所44所；蘇維埃政府辦的工農總醫院1所，分醫院6所，縣工農分醫院23所，工農藥店、藥鋪160多處。各個縣蘇維埃設有醫療室，形成醫療衛生機構網絡，大大改善了蘇區醫療衛生落后的狀況。

　　川陜蘇區在社會風氣改良和社會觀念塑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婦女解放和禁煙等就是其主要體現。川陜蘇區兩年間召開了三次婦女大會，提出川陜革命根據地婦女工作的七大任務，作出《婚姻問題決議》，要求把“婚姻問題”與“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相結合”加以解決。幫助婦女通過“參加整個階級斗爭”，爭取“自己的解放”。在相關政策引導下，婦女們開始追求平等的夫妻關系，追求更廣闊的人生，當時蘇區流行的很多歌謠都反映出這一趨勢。

　　禁煙運動是改良社會風氣的另一重要方面。據統計，“紅軍入川前，川陜地區成年男子90%以上吸食鴉片，成年婦女吸食者為60%，放牛娃都會燒煙”（李學明主編《川陜蘇區總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0頁）。蘇區政府多管齊下抓禁煙：禁種鴉片；禁開煙館，銷毀煙具煙土；查辦各種煙販；登記煙民，集中戒除，公開處罰違禁者；規定“戒不了煙就不能當紅軍”，等等。禁煙政策調動了吸食大煙者戒絕煙毒的積極性。據徐向前回憶，經過蘇區各方努力，“禁煙運動逐步進入高潮”。加之紅軍醫院、工農醫院輔以免費藥物治療，長期存在的煙毒危害不久就銷聲匿跡了。

　　川陜蘇區建設的特點與成效

　　川陜蘇區建設呈現出軍民兼顧以軍事為主、社會動員手段靈活接地氣等特點。蘇區社會建設的目的是保障軍需和民用，但更注重軍需。這點在企業投資、工廠建設的種類、數量和規模上體現明顯。修造槍炮的工廠一般由軍隊和政府投資，注資較多，規模較大。而民用工廠一般由民間投資，政府主要以政策鼓勵。軍情不緊張時，軍需民用統籌兼顧，軍情緊張時則以軍需優先。開展宣傳教育工作時，文字淺顯易懂、接地氣，語言多采用地方話，使當地民眾易學易懂。宣傳言簡意賅，使群眾一目了然。如紅軍政治部編印擴軍的10條宣傳標語絕大多數都貼近群眾切身利益，十分利于群眾接受。平時的教育宣傳也針對不同對象采取不同內容和方式。如兒童站崗放哨時把《百家姓》等作為教材，加強文化教育。這些主要運用民眾習慣方式和熟悉語言開展的文化教育，使蘇區群眾在接受革命道理的同時，文化觀念也在潛移默化中得以更新。

　　川陜蘇區盡管只存在了兩年多時間，但整體的建設成就仍然可圈可點。在經濟建設方面，農業出現了繁榮景象，川陜邊區的農業收成良好，農民們也欣喜地說邊區農村出現了“谷出雙穗”，“麥見二吊”，過年自己可以殺豬的好年景。工業建設亦成就斐然。據不完全統計，當時部隊創辦的國營軍需工廠19個，軍隊和政府合辦的軍需工廠5個，地方蘇維埃創辦的軍需工廠10個。民用工業工人發展到20000多人，農村的工匠有近15萬人（《川陜蘇區總卷》，第346頁）。在文教衛生建設方面，有23個縣及所轄鄉建成了列寧學校。通江、南江、巴中還設立了列寧中學。培養干部的學校種類豐富，還創辦了郵電、通信、新聞等專門學校。精神文化建設中最突出的成就體現在婦女解放和禁煙禁毒領域。據統計，參加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的女工農婦至少有30萬人，直接進入機關、部隊、工廠的婦女達1萬人以上。禁煙的成效對蘇區民眾精神風貌的重塑產生了巨大作用。連國統區的《國聞周報》也報道說：“在通南巴赤區內，鴉片煙種植是絕對禁止了的。”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禁絕曾經泛濫成災的煙毒，創造了邊區社會建設的一大奇跡。川陜蘇區建設取得顯著成效，極大地改變了當地的社會面貌，促進了蘇區的持久穩定和紅軍部隊的發展壯大。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0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