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wǎng)北京11月23日消息（總臺央廣記者任夢巖）江歌母親江秋蓮訴劉鑫（現(xiàn)名劉某曦）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糾紛一案有了新進展。昨天（22日）下午，該案在山東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第二次開庭。上訴人劉鑫及其委托訴訟代理人到庭參加訴訟，江秋蓮一方未出庭。

　　今年年初，青島中院一審判決被告劉鑫賠償原告江秋蓮各項經(jīng)濟損失49.6萬元及精神損害撫慰金20萬元。劉鑫不服判決，提出上訴。本次開庭持續(xù)了約兩個小時。在2月16日，該案二審第一次開庭后，上訴人劉鑫又向法院補充提交了部分證據(jù)，合議庭依法恢復法庭調(diào)查。案件將擇期宣判。

　　赴日留學女大學生江歌遇害，至今已有6年。之后，江歌母親江秋蓮與江歌當時的好友劉鑫矛盾逐漸升級。2016年11月，江歌被好友劉鑫的前男友陳世峰殺害；2017年12月20日，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以故意殺人罪和恐嚇罪判處陳世峰有期徒刑20年。

　　江歌的母親江秋蓮以受害人家屬的身份看到了案件卷宗，讓她對案發(fā)期間劉鑫的所作所為產(chǎn)生疑惑。“劉鑫報警兩次，報警的內(nèi)容非常明白、清楚，就是劉鑫把我女兒關在門外，斷了我女兒的逃生之路。雖然我不懂法律，但也看過這些材料，根據(jù)這些卷宗材料，我認為劉鑫是有責任的。”

　　江秋蓮決定通過司法途徑來確認劉鑫是否應該為女兒的身故負責。2020年3月29日，青島市城陽區(qū)人民法院受理江秋蓮訴劉鑫生命權糾紛一案。江秋蓮的代理律師黃樂平在此前接受采訪時表示，通過前后四次前往日本調(diào)取證據(jù)，查閱卷宗后，他們認為劉鑫雖不是直接傷害人，但存在重大過錯，且其過錯與江歌的死亡結果有直接因果關系。“從日本相關的司法部門調(diào)取證據(jù)材料以及翻譯件并且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去做認證，有了這些公證，在國內(nèi)就具有證據(jù)的效力。根據(jù)侵權責任法的相關規(guī)定，我們認為劉鑫在江歌的死亡方面有不可推卸的過錯。”黃樂平表示。

　　2021年4月15日，案件一審開庭審理，庭審中，原告一方認為江歌遇害事件中，被告劉鑫存在重大過錯，且其過錯與江歌的死亡結果有直接因果關系。黃樂平說：“被告劉鑫存在重大不足，是導致江歌落入險境造成遇害的前提與根本原因。”

　　而被告一方則認為，江歌遇害是由兇手陳世峰造成的，應該由他來承擔侵權責任，而并非劉鑫。被告代理律師胡貴云表示：“我們之所以做無責抗辯，是因為江歌遇害是陳世峰的行為造成，侵權責任應該由陳世峰來承擔。被告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并無任何過錯，依法不承擔責任。”

　　原被告雙方就4個焦點問題，事發(fā)前劉鑫是否阻止了江歌報警？劉鑫是否預知危險，卻并未告知江歌？劉鑫是否反鎖房門，阻斷了江歌的逃生出路？江歌受傷后，劉鑫是否積極施救等展開了激烈辯論。

　　今年1月10日，青島市城陽區(qū)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劉鑫作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對于由其引入的侵害危險，沒有如實向江歌告知和提醒，在面臨陳世峰不法侵害的緊迫危險時，將江歌阻擋在自家門外而被殺害，具有明顯過錯，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劉鑫不但要為案發(fā)當天的行為負責，她還要為后來對江歌母親的刺激性言論承擔后果。

　　法院判決：劉鑫作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反而以不當言語相擊，進一步加重了他人的傷痛，其行為有違常理人情，應予譴責。被告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nèi)，賠償原告江秋蓮各項經(jīng)濟損失496000元。賠償原告江秋蓮精神損害撫恤金20萬元。

　　判決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訴，今年2月16日，本案二審第一次開庭，昨天（22日）下午，本案在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第二次開庭。江秋蓮表示，由于特定主客觀原因，她與代理律師未出席此次庭審，并已向合議庭做了說明，向合議庭表達了意見和主張。

　　劉鑫向記者表示，本次開庭他們向法院提交了更多的補充證據(jù)。由于自己在江歌遇害案中是非目擊證人，沒有權利調(diào)取案件材料，此前一審時也曾嘗試向東京地方檢察廳申請過，被告知無權調(diào)取，一審宣判后，她和律師又向東京地方檢察廳申請，獲得卷宗后，發(fā)現(xiàn)了更多證據(jù)，并在本次庭審中提交。“把我們這半年來在日本所拿到的全部卷宗都提交給了法院，與之前江秋蓮所提交的證據(jù)材料做了對比。拿到卷宗之后，對這個案子也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看法。”劉鑫說。

　　經(jīng)過近兩個小時的庭審，法庭宣布休庭，擇期宣判。對于二審階段的新證據(jù)，法律的規(guī)定是：必須是在一審庭審結束之后才獲得的證據(jù)，而不是一審庭審之前已經(jīng)獲得了證據(jù)，二審才提交。劉鑫一方提交的新證據(jù)能否推翻一審中的認定，還有待法院的進一步判定。

　　對于本案的審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靜坤認為，本案與普通侵權案件有一定的差異，在整個事實證據(jù)的梳理以及對事實證據(jù)的法律評價上，確實存在一定的難題。“日本的刑事案件和我國的民事案件相比，它的性質(zhì)和訴訟的對象并不相同。在刑事案件的基礎上，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去收集證據(jù)材料，這個難度就要比偵查機關去取證難了很多。但是問題在于，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通常都會從自己的立場出發(fā)，所以對于特定的事實和證據(jù)都會產(chǎn)生相互對立，乃至截然相反的判斷和認識。這種情況之下，就需要由法庭最終裁判客觀地去評估究竟哪一方的說辭更為可靠，哪一方的證據(jù)體系能夠達到法定的證明標準。”劉靜坤表示。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愛國表示，本案的焦點在于，劉鑫的行為是否把江歌引入了危險的境地？他認為判決的前提條件就是，法庭需確定劉鑫對于江歌的生命安全有注意的義務，有了這種注意的義務之后，才能去判斷有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徐愛國說：“有兩個比較抽象的術語，一個是漠視行為，一個是違法行為。如果說他們之間沒有特殊的關系，劉鑫不管這個事是沒有責任的。但是如果有前期的行為，使被害人處于危險的狀況之下，那么就變成了某種必須救助的行為。如果不采取救助的行為，也有可能會變成一種違法行為，就會承擔責任。法理上來講，如何從一個漠視的不作為變成違法作為，就使得劉鑫的法律問題非常復雜，既然把對方引入了一種危險的境地，那么就有法律上的義務使她不會受到傷害，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那么由此承擔侵權的法律責任，這是整個案件的一個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