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出土的石膏大佛臉

浙江仙居下湯遺址出土的上山文化典型器物

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第一期遺存出土的典型骨器和石器

甘肅臨洮寺洼遺址出土的馬家窯類型彩陶

陜西寶雞周原遺址出土的有字卜骨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出土的作冊奐器組合及銘文

　　4月24日，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在京揭曉。入選的十個項目內容豐富多樣，從史前聚落遺址到都城遺址，從中原到邊疆，從新發(fā)現的遺址到持續(xù)發(fā)掘研究半個世紀以上、“老樹開新花”的遺址，涵蓋甚廣，是中華文明博大氣象的實證。

　　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國際罕見的遠古社會“百科全書式”遺址

　　東亞現代人從哪里走來？四川省資陽市濛溪河遺址群的發(fā)現為解開這個謎題提供了系統(tǒng)性的全新證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長鄭喆軒介紹，濛溪河遺址群第一地點（即濛溪河遺址）距今8萬至6萬年，是現代人演化的關鍵階段。遺址飽水的埋藏環(huán)境如同時光膠囊，將遠古人類的生活畫卷完整定格，是國際罕見的、同時包含豐富石器、動物與植物遺存的“百科全書式”遺址。

　　在這里，肉、菜、果、藥俱全，早期現代人的完整“食譜”驚艷世界。許多植物在人們今天的生活中依然持續(xù)利用，對藥用植物信息的提取更是開創(chuàng)了人類演化歷史研究的新領域、新紀錄，意味著“神農嘗百草”的行為可能在數萬年前已經開始，勾勒出一幅“食藥同源”的古老智慧圖景。

　　石器、骨器及木器上多樣的刻畫和穿孔是東亞首次集中性、系統(tǒng)性出現的象征性行為證據，結合動植物等其他發(fā)現和利用證據，展現了東亞早期現代人意識及社會行為的復雜性。過去，一度有觀點認為東亞古人類陷入了發(fā)展“瓶頸”，但濛溪河遺址群的發(fā)現有力地證明，他們并未“沉寂”，相反，可能是充滿創(chuàng)造力的“領跑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表示：“遺址對研究東亞現代人起源演化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我個人認為它是一個世界級的發(fā)現。”

　　浙江仙居下湯新石器時代遺址：萬年稻作農業(yè)的實證

　　下湯遺址貫穿新石器時代的始終，2.5米厚的文化層堆積濃縮了人類五千多年的生活圖景：從下往上，依次留下了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個階段古人類的生活痕跡，為研究區(qū)域文化演變和萬年稻作農業(yè)史提供了連續(xù)性的新材料。

　　萬年前的浙江古村落什么樣？考古發(fā)現為人們還原了上山文化土臺林立、環(huán)繞中心臺地的聚落形態(tài)及其動態(tài)發(fā)展的過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仲召兵介紹，在下湯遺址的北部和東部發(fā)現10多座上山文化時期的人工堆筑土臺，基本呈南北向排列，構成上山文化時期最為醒目的聚落景觀。“各土臺可能對應于基本的社會組織單元，是上山文化及早期稻作農業(yè)社會的聚落形態(tài)和社會結構的重要突破。”這里不僅是儀式的空間，也是人們居住和生活的空間。

　　下湯遺址發(fā)現的大量器物坑可能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墓葬，為了解南方早期稻作農業(yè)社會的人類行為觀念提供了關鍵材料。

　　“遺址全景式呈現了早期農業(yè)社會的聚落形態(tài)和結構，為我們研究南方地區(qū)早期稻作農業(yè)社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標本。”陳星燦點評道。

　　甘肅臨洮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聚落：彩陶巔峰的創(chuàng)造者

　　寺洼遺址位于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寺洼山村，面積約200萬平方米，在這里發(fā)現了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黃河上游地區(qū)在文明探源的很多重要問題中模糊不清，馬家窯是一個切入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郭志委說。

　　“遺址為我們展現了距今4800年前后黃土高原西部地區(qū)早期社會的發(fā)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顯了黃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發(fā)展的新高度。”陳星燦說。郭志委介紹，聚落中首次發(fā)現史前時期近方形的三重“圍壕（溝）”，其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為距今5000年前后，應是經精心規(guī)劃和測量后修建的馬家窯文化“國家工程”。

　　馬家窯文化為何能成為史前彩陶生產和使用巔峰的創(chuàng)造者？本次考古發(fā)現為回答這一問題提供了更多線索。“圍壕”內側存在多處制陶區(qū)，可能是區(qū)域性制陶中心。郭志委認為，這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fā)展的內容及模式。馬家窯文化所處的黃河上游地區(qū)農業(yè)資源相對一般，但它以高水平專業(yè)化彩陶生產、交換和貿易為特色，重視商業(yè)和城市的發(fā)展，彌補了其他方面的不足，同樣達到了較高的文明化程度。

　　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青藏高原發(fā)現全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

　　瑪不錯遺址位于中印、中不邊境的西藏中南部，具體位置在康馬縣嘎拉鄉(xiāng)政府駐地東北面的瑪不錯湖岸，地處喜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4410至4430米，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續(xù)時間最長、文化序列最清晰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湖濱遺址。西藏自治區(qū)文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夏格旺堆介紹，在這里驚喜地發(fā)現了一種全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瑪不錯文化”。這是西藏新石器時代考古領域的又一座里程碑。

　　高原環(huán)境對人類生存不太友好，但瑪不錯先民進化出較高的適應性——相對發(fā)達的上肢肌肉、高度的牙齒磨耗、極低的齲齒率，以及那些與營養(yǎng)相關的常見骨骼病癥的缺失，表明他們可能通過漁獵的方式獲得了穩(wěn)定的肉食資源，并維持了較高的營養(yǎng)水平，展現瑪不錯先民頑強的生命力和適應力。

　　瑪不錯遺址位于高原與南亞交界，處在文化交流的樞紐地帶，在這里發(fā)現了一批具有明確出土層位的外來遺存，包括稻、粟、黍、海貝、象牙、羊、青銅器、滑石珠、紅玉髓等。“通過發(fā)現的遺跡和遺物還可以看到這里和四川、內地包括長江上游有密切的聯(lián)系，證明了中華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悠久歷史。”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點評道。這些發(fā)現填補了高原地區(qū)跨大陸文化交流的諸多空白，映照著雪域先民與其他文明的對話，表明高原上存在暢通的“物流網絡”。

　　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中原與長江的青銅交流樞紐

　　盤龍城遺址位于湖北省武漢市西北郊，為商代早期的一處大型城市聚落，文化面貌屬于中原文化系統(tǒng)，是探索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的關鍵遺址。

　　考古人員揭示出以盤龍城為中心的商代長江中游“青銅交流網”。考古項目負責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孫卓介紹，城址區(qū)西側發(fā)現鑄銅手工業(yè)作坊遺存，展現出從制范、澆鑄、冶煉到修整銅器的整個生產流程，表明早商時期地方城市能夠獲得青銅資源、鑄造青銅器。多學科研究表明，這里鑄銅手工業(yè)的金屬物料可能來自贛北的瑞昌地區(qū)，而且原料和技術上與中原鄭州存在高度的一致性，首次以實物資料證明了長江以南銅礦資源帶、盤龍城商城和鄭州商城在青銅資源上的交流互動，勾勒出一條連接中原與長江中游的“青銅走廊”。王巍進一步指出：“商王朝制造青銅容器的技術很可能是從這里傳向了三星堆。”

　　圍繞以青銅為代表的資源，長江中游以盤龍城為中心，形成了地區(qū)資源和產品的流通網絡，并且這種物料流通受到中原商王朝的影響和控制。“這表明盤龍城城市應是中原王朝向南經略的政治中心，深刻展現出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的發(fā)展以及長江、黃河流域文明的統(tǒng)一進程。”孫卓說。

　　安徽淮南武王墩戰(zhàn)國晚期一號墓：末代楚王大墓現世

　　武王墩一號墓是一處戰(zhàn)國晚期楚國的高等級大型墓地，擁有占地面積約150萬平方米的獨立陵園，四周由周長近5000米的圍壕圍合而成。豪華陵園之外，主墓西側分布有大型車馬坑、大型陪葬墓，陵園南部還有大量祭祀坑。雷興山將其概括為“江淮遺珍，楚風絕唱”，認為其為研究楚文化的政治格局、禮制變遷與藝術成就樹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標桿”，不僅改寫了楚文化研究的時空框架，更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提供了江淮流域的璀璨實踐。

　　一號墓是墓主人長眠的主墓，十分豪華。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宮希成介紹，一號墓為一座大型的“甲”字形豎穴土坑墓，墓室土坑近正方形，邊長約23米，中部由長條形枋木壘砌“亞”字形木槨室，呈十字形的“九宮格”狀。墓主人就安眠在中部的方形棺室。一號墓棺室東西南北分列8個邊室，北室是樂器庫，南室是兵器庫，東室是禮器庫，西室出土大量木俑，應是模擬墓主人生前出行儀仗和樂舞隊。“以俑代殉，體現楚國從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躍進。”雷興山說。他認為，這一明器化喪葬制度的成熟為后世兵馬俑制度提供了直接的根源。

　　如此高規(guī)格墓葬的墓主人究竟是何身份？東Ⅰ室出土的部分銅器上有銘文，其中包括“楚王酓前”各類自作器，為確認墓主身份提供了寶貴線索。考古學者結合文獻史料、出土文字材料等綜合分析，初步判斷該墓主人是《史記·楚世家》記載的楚考烈王“熊元”。成語“毛遂自薦”中，毛遂出面游說的楚王便是他。

　　陜西寶雞周原遺址：確認先周都邑所在

　　以往，學界多認為周原遺址應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但缺乏明確的先周文化高等級遺跡來實證。近年來，周原考古以尋找墻垣體系與先周文化大型建筑為重點，發(fā)現了王家嘴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種建榮介紹，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之一的一號建筑是目前所見規(guī)模最大、最完整的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為確證周原為先周都邑所在提供了關鍵證據。

　　見證周人崛起的周原都邑到底什么樣？種建榮介紹，近年考古發(fā)現了西周時期的大城、小城和宮城的三重城墻。這些發(fā)現揭示了周原都邑的空間結構和布局，由此考古學者便可以將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銅器窖藏、墓葬等納入不同層次的城市空間。宮城南墻外的壕溝里，發(fā)現卜甲、卜骨殘片213片，初步辨識出刻辭295字，種建榮說，這是繼周原、周公廟遺址之后，發(fā)現西周甲骨文字數最多的一批，意義重大。甲骨刻辭內容豐富，涉及天文歷法、歷史地理、軍事戰(zhàn)爭、數字卦等多方面，其中多個國族名、人名可以與金文和傳世文獻互相參照。“這為我們研究西周時期周王朝和各個諸侯國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線索。”王巍評價道。

　　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漢代益州郡郡治所在

　　河泊所遺址還原了中原王朝在云南設置的益州郡的面貌，也是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考古實證。

　　河泊所遺址可能上演了一部“雙城記”——考古在這里發(fā)現了古滇國都邑與漢益州郡治的線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介紹，目前在河泊所遺址西部已發(fā)現居住區(qū)、祭祀區(qū)、手工業(yè)區(qū)等多種功能分區(qū)，該區(qū)域極有可能是古滇國的都邑。而在河泊所遺址東部，則發(fā)現了漢代益州郡郡治的線索。從春秋至魏晉時期連續(xù)疊壓的城墻、大型木構遺跡，到城內主干道路、高等級建筑區(qū)，再到出土的“益州”銘文瓦當、“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和大量有字簡牘，為確定漢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重要考古實證。

　　在這里發(fā)現了兩漢時期的封泥1900余枚，簡牘5萬多枚，其中有字簡牘5000余枚，是云南目前出土量最大的一批出土文獻，實證了“西漢置益州郡”“領二十四縣”等歷史史實，為人們描繪出西南邊疆從“多元”融入中華文明“一體”格局的歷史過程。從“滇國相印”“滇王相印”等與古滇國有關的封泥，到“益州太守章”“廣漢太守章”等西南邊郡封泥，再到簡牘中釋讀出的“滇國”“滇丞”“滇相”，四川大學教授霍巍指出，西漢中央王朝一邊實行郡縣制的管理，一邊繼續(xù)對滇王冊封，實施了較為靈活的雙重政治架構和柔性羈縻治理策略，是中華文明具有突出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動注腳。

　　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佛教中國化的見證

　　莫爾寺遺址是我國古代西域的重要佛教寺院遺址之一，也是迄今為止我國發(fā)現位置最西、年代最早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遺址，提供了我國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形制布局和中國化發(fā)展的典型樣本。

　　遺址地處絲綢之路南北兩道交匯處，是佛教東傳中國的第一站。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肖小勇介紹，遺址最早建筑年代早到1世紀，說明此時佛教已傳入我國。

　　由于位于絲路樞紐地帶，寺院建筑和出土遺物中融合了印度、犍陀羅、中亞、新疆當地和中原多種文化元素，宛如“文明調色盤”。遺址出土的一件面相豐滿的石膏佛像融合了犍陀羅和中原佛像特征。另一件六趾佛足木雕，使人聯(lián)想到《隋書》中疏勒王“手足皆六指”的記載。結合寺院的規(guī)模、等級，推斷其為疏勒王室寺院。

　　莫爾寺的發(fā)現實證了新疆地區(qū)多種宗教并存，見證了中央王朝對西域的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霍巍指出，遺址體現的當地特色和中原影響表明，佛教進入西域伊始就開啟了中國化進程，提供了佛教中國化的新模式，再次印證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北京三千余年建城史的開端

　　琉璃河遺址分布范圍約5.25平方公里。80年來，考古人接續(xù)努力，為人們勾勒出三千年前北京城的樣貌。遺址是西周燕國的都城和始封地，是北京地區(qū)考古發(fā)現最早的城市遺跡，也是目前國內發(fā)掘時間最長、發(fā)掘規(guī)模最大、發(fā)掘內涵最豐富的西周封國。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館員、琉璃河遺址考古發(fā)掘項目現場負責人王晶介紹，近年來，琉璃河遺址外城墻和外城壕的發(fā)現，明確了西周燕國兩重城垣結構，將城址規(guī)模由以往認為的約60萬平方米，擴大至百萬平方米以上。王晶特別談道，周原遺址的城市方向、城圈結構等規(guī)劃特征與琉璃河遺址相同，反映了分封制下西周王朝有力的國家統(tǒng)治和邊疆治理。

　　在琉璃河遺址作冊奐的墓中出土了一些青銅器，上有銘文“太保墉燕”，記載了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親自主持燕都營建，這是關于北京建城史的最早記載。

　　本次發(fā)掘還首次在商周考古領域復原了古代家族樹。考古工作者在城北平民墓地進行了人類全基因組測序，辨識出一組四代家族樹，確認墓地的家族關系以父系遺傳為紐帶，并發(fā)現存在近親結婚現象，為研究商周考古所關心的墓葬排列方式、組織結構提供了新的技術路線。“這是研究古代家族關系、社會結構的重大突破，開啟了一個研究新范式、新領域。”北京聯(lián)合大學校長、教授雷興山說。

　　（本版圖片均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活動辦公室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