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絲綢之路》原名《絲路文化·吐蕃卷》，是199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1996年再版，2017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新版的“絲路文化叢書”之一種，該套叢書初版之初即獲得社會的廣泛關注。

　　但是，在撰寫時我首先遇到的問題卻是青藏高原地區古代的經濟貿易通道和文化交流之路如何冠名，更具體地說，就是能否稱此道為絲綢之路的問題。根據史書中相關物品貿易的記載，學術界對青藏高原古代道路有多種不同的稱謂，諸如麝香之路、玉石之路、唐蕃古道、茶馬古道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經過仔細梳理材料，檢核史實，我們覺得稱唐時期的該條道路為吐蕃絲綢之路名副其實，甚至也恰如其分。因為絲綢不僅是唐蕃之間貿易的大宗，而且成為古代青藏高原各條貿易路線共有的主打物品，受到各方的青睞，甚至成為相互交易的通貨。

　　連接內地與青藏高原

　　吐蕃絲綢之路不限于唐朝與吐蕃之間往來聯系和經濟貿易的主干道唐蕃古道一條，而是包括了貫通南北、連接東西的多條道路，這些道路都發揮著連通青藏高原與外部世界聯系的作用，具備絲綢之路最本質的特征，并形成相互關聯的網絡。

　　可以說，今天連通西藏地方與周邊地區，乃至經過西藏地方連通中國與外國的諸條道路都因絲綢之路貿易而初步形成，古代的絲綢之路中包含著青藏道、川藏道、滇藏道、新藏道，以及中國通南亞、中亞交通大道的雛形與端倪。

　　青藏高原的古代交通，我們將其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是青藏高原地區內部道路，主要是牧民隨季節而遷徙的道路，最典型的是藏北地區牧民東西向往來遷徙的道路，還有一個是藏北牧區與西藏中部農區之間農牧產品交換與貿易、食鹽與糧食貿易之路。

　　第二個是連通內地與青藏高原之間的道路，是吐蕃絲綢之路的主干部分和核心內容，中原地區與青藏高原地區的以絲綢、茶葉、瓷器等為特色的商業貿易，以及涵蓋幾乎所有領域的經濟、文化交流，都在這一層次的路線中得以展現。

　　第三個層次是青藏高原與周邊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和文化交流，諸如與印度、尼泊爾、克什米爾地區及中亞地區的聯系，是前兩者的延伸與進一步拓展。各條路線或者交叉或者連通，形成大小不等的交通網絡，在自然條件相對險惡的青藏高原地區發揮橋梁紐帶作用。

　　在青藏高原的北端橫亙著崎嶇蜿蜒的中西方絲綢之路主干道，而在其東部則是民族自西北而東南源源不斷遷徙的民族走廊，它們都和吐蕃絲綢之路緊密相連、興衰攸關。

　　物質文化交流是重要內容

　　絲綢之路以絲綢為名，卻不以絲綢貿易為限，包含著更豐富的內容，但物質文化交流無疑是其重要內容，互通有無、利益訴求，讓道路穿越沙漠綠洲、跨過崇山激流，讓不同區域、不同語言、不同信仰、不同膚色的人群分享同一品質的物質文明。

　　絲綢無疑是唐朝與吐蕃物質交流中的代表和大宗。《舊唐書·吐蕃傳》記載：“高宗嗣位，授弄贊（松贊干布）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千段。”

　　接著高宗晉封松贊干布為賓王（一作賨王），再賜雜彩三千段。公元719年，“吐蕃遣使求和”，唐朝皇帝（玄宗）“因賜其束帛，用修前好，以雜彩二千段賜贊普，五百段賜贊普祖母，四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一百五十段賜坌達延，一百三十段賜論乞力徐，一百段賜尚贊咄及大將軍大首領各有差。

　　皇后亦以雜彩一千段賜贊普，七百段賜贊普祖母，五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這不僅展現了絲綢作為賞賜物的特殊地位，而且也反映了在吐蕃地方受賜者的身份地位。

　　茶葉是僅次于絲綢的稀罕之物。唐初吐蕃使者曾請唐朝給予蠶種，唐朝欣然答應，大概由于氣候高寒的緣故，養蠶業未能發展起來。

　　藏文史書《漢藏史集》等記載了一個美妙傳神的故事，飛鳥銜來樹枝，浸泡杯中，為不思飲食的贊普赤都松芒布杰祛除了疾病。

　　贊普嘆為神奇，派人在漢藏交界地區找到了名為茶的植物，飲茶之風在吐蕃漸次興盛。唐人李肇《國史補》記載：唐德宗建中（780—783）年間，“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湖者’”。

　　吐蕃贊普赤松德贊儼然已是一位茶葉鑒賞專家了。此外，唐朝中原地區的瓷器，連同制造工藝也傳到吐蕃地區，并形成種類繁多的系列，乃至地方特色產品，在高原地區的百姓的生產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藏文史書《漢藏史集》有詳細記載。

　　從漢藏文資料記載來看，文成公主進藏、唐蕃古道暢通是絲綢、茶葉和瓷器等中原地區出產而行銷各地的物品進入西藏地區的重要時機，但是，近年來西藏阿里地區故如甲木的發現，完全改變了我們對青藏高原地區古絲綢之路的認識，這里發現了屬于公元3—5世紀、帶有“王侯”銘文和復雜鳥獸圖案的絲綢，被認為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地區發現的最早絲綢。

　　這里還發現了距今有1800年之久的茶葉，以及青銅劍、漆器、陶器等，這些物品均非青藏高原本地出產物，而是來自中原地區，或者與西北、西南地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人們有理由相信穿越青藏高原地區的絲綢很早已經出現，并發揮最基本的溝通功能。

　　通過絲綢之路從唐朝傳入吐蕃的不僅有大量是物品，還有中原的物種和先進的生產及其工藝技術。

　　吐蕃使者向唐朝請賜蠶種及造酒、碾、硙、紙、墨之匠，均獲得允準。賜紫袍金帶及魚袋，并時服、繒彩、銀盤、胡瓶，仍于別館供擬甚厚。中原地區的菜種和種植技術也隨文成公主進藏、唐蕃文化交流傳入吐蕃地區。

　　內地的建筑技術、醫學、音樂、繪畫等也相繼傳入吐蕃，持續影響到青藏高原地區的百姓生活與社會發展進步。

　　精神和文化交流的本質 

　　絲綢之路的交流是雙向的，唐朝通過絲綢之路從吐蕃獲得的珍貴物品主要是金銀器皿和土產方物。

　　松贊干布曾向唐太宗靈座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而贊普赤德祖贊則向唐玄宗進獻金胡瓶、金盤、金碗、馬腦杯等作為珍貴禮物。

　　金城公主還另外進獻金鴨、盤盞、雜器物等。“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貢方物金銀器玩數百事，皆形制奇異。上令列于提象門外，以示百僚。”在滿足上等統治者奢侈享受的同時，也豐富了大唐多元文明的寶庫。

　　南亞地區的文明在由絲綢之路主干道傳入中國內地同時，也通過吐蕃絲綢之路進入中原地區。

　　由絲綢之路開啟的不同地區之間的交往交流既要見物也要見人，人員往來承載著絲綢之路內涵最深刻的使命。

　　唐代的吐蕃絲綢之路上發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諸如，吐蕃求婚使者祿東贊的聰明、仲琮的機智、名悉獵的文才；大唐使者王玄策的勇武，呂溫、嚴懷志的坎坷傳奇等等，由隋唐時代開啟的青藏高原與內地人員的持續不斷的交流，在兩地的文明互動中發揮了長期而深遠的作用。

　　物質交流是絲綢之路的外在形式，精神和思想文化交流則是絲綢之路的本質內涵。唐朝時期，中原地區的儒家經典及思想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傳入吐蕃，漢文史書記載，當時吐蕃使者以金城公主名義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

　　盡管正字于休烈持反對態度，但并不占主流，也未影響吐蕃獲得這些儒家經典，吐蕃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也有跡可循。通過絲綢之路，不僅佛教從尼泊爾、印度和中原地區傳入吐蕃，來自中亞、西亞和西域地區的祆教、景教、伊斯蘭教等也相繼傳入吐蕃。

　　在青藏高原地區，外來的佛教曾與吐蕃地方苯教展開激烈的論辯，并相互吸收融合，佛教內部也曾經出現了頓悟派和漸悟派的激烈較量，統治者的包容態度、開闊胸襟，讓不同宗教、不同思想和不同文明在這里碰撞、整合，為高原文化注入活力，為吐蕃文明的興盛打下基礎。

　　吐蕃絲綢之路不僅連接著中原與青藏高原，為高原文明的發展興旺提供充足的能量，也在中原地區文明與南亞文明、中亞西亞文明的交流中發揮了紐帶作用。

　　不唯吐蕃王朝的崛起受益于絲綢之路，象雄文明的繁榮與絲綢之路息息相關，在高原地區稱雄一時的吐谷渾、黨項等政權，其崛起壯大無不與高原絲綢之路的發展存在緊密聯系。

　　吐蕃絲綢之路后來為茶馬之路所取代，但是其所扮演的中原地區與青藏高原地區之間橋梁紐帶作用絲毫未減，在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史上起到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

　　《吐蕃絲綢之路》的撰寫，試圖用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理解青藏高原地區文明興起與發展的深刻內涵，既在于說明在地理上相對封閉的青藏高原，以及在后來又為藏傳佛教所主導的青藏高原文化中，存在著多姿多彩的輝煌一頁，又在于與讀者一起思考互聯互通、交往交流對當下文明發展所具有的借鑒意義。

　　本文作者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

　　內容來源：《光明日報》2017年11月7日16版“吐蕃絲綢之路與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