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是深受藏族人民愛戴的一位卓越的宗教領袖，十世班禪大師的一生，是為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反對國家分裂而奮斗不息的一生，是為國家富強和民族興旺而辛勤操勞的一生，是同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肝膽相照、患難同當、榮辱與共的一生，是為弘揚佛法、引導信教群眾愛國愛教，遵紀守法，嚴格教規教律，為人民大眾謀求幸福的一生，是為統一的多民族的祖國大家庭繁榮昌盛、眾生幸福、長治久安，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殫精竭慮、無私奉獻的一生。

圖為班禪大師為信眾摸頂祝福。（圖片翻拍自《十世班禪大師 劉隆攝影集》）

　　作為一位杰出的宗教領袖，十世班禪大師一生都在探索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正確道路。在我與十世班禪大師將近40年的接觸過程中，深深感到：大師對佛祖釋迦牟尼有著虔誠的信仰；對佛教（不只是藏傳佛教）有著深厚的感情；有著強烈的宗教意識。正因為這樣，大師非常虔誠、非常強烈地熱愛自己所信仰的佛教，為保存法統、弘揚佛法，獻出了自己畢生的精力和智慧。他繼承格魯派始祖宗喀巴大師的法統，堅持改革，興利除弊，從有益于人民利益出發，努力探索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道路，努力把佛教“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教義與愛國主義精神結合起來，把“普渡眾生”的宏愿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協調起來。

　　解放前的西藏社會，是一個領主莊園制的農奴社會，主要的生產資料——全部土地、牧場和絕大部分牲畜都屬于 “三大領主”，即官家（地方政府）、寺院和貴族。據當時有關方面公布的統計數字，這三種農奴主、包括他們的家屬子女，只占西藏100萬人口中的5%左右。所有的農奴都沒有自己的土地，大部分牧民都沒有自己的牲畜，只能為農奴主和牧主勞動。他們自己，連同他們的子女，世世代代都分別隸屬于不同的農奴主和牧主。

　　由于農奴主實行掠奪式的超經濟剝削，農奴的收入一般都難以維持最起碼的生活，因此不得不向農奴主借高利貸。高利貸實行利滾利的累計法，大批農奴所欠的債務根本無法償還，有許多所謂的“子孫債”，以至有拖欠了幾代人、數百年的債務。政治上的人身依附，生產上的掠奪式盤剝，以及高利貸剝削，像三條兇惡的毒蛇，緊緊纏繞在廣大農牧民身上，廣大農牧民群眾過著極其悲慘的生活。

　　過去寺院的統治者幾乎都是農奴主。寺院在高利貸和商業方面對于農奴和牧奴的剝削，比官家和貴族更苛刻。有的寺院內還設有各種刑具和牢獄，對于農奴、牧奴和下層僧人可以任意處罰，其殘酷程度同別的農奴主對農奴和牧奴的處罰沒有什么區別。

　　寺院和貴族各占西藏全部土地和牧場的30%左右，其余的40%左右屬于地方政府。在三大領主中，貴族是核心，他們又是連接官府和寺院的樞紐。概括起來講，舊西藏實行的是以封建莊園制經濟為基礎、貴族農奴主和上層僧侶對廣大勞動人民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它又與封建迷信和原始的“神判”制度相結合，與歐洲中世紀的農權制度一樣黑暗和落后。

　　這種黑暗、腐朽、落后的社會制度，嚴重地阻礙著西藏社會的發展，不但經濟凋敝，文化落后，連人口也逐年下降。而極少數農奴主，吮吸著廣大勞動人民的血汗，過著驕奢淫逸、腐朽無恥的寄生生活。

　　改革黑暗、腐朽、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建設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新西藏，促進藏族社會的發展，使西藏人民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完全符合藏族人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1949年9月青海解放到1959年3月，建國之初的五十年代，少年十世班禪把主要精力用于學習、鉆研佛學經典方面，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豐富，領導能力的提高，在黨中央、國務院和西藏工委領導下，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幫助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保衛國防，向廣大僧俗人民宣傳《共同綱領》《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宣傳共產黨、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消除宗教界人士的思想顧慮、抵觸情緒和恐懼心理，清除帝國主義勢力和分裂主義分子在宗教界上層人士中的影響，團結宗教界人士，建立廣泛的反帝愛國統一戰線，為順利進行民主改革，建設新西藏，做出了別人無法替代的貢獻。

　　1959年3月到1962年，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廢除封建農奴制度的同時，在寺院開展了以“三反”（反叛亂、反特權、反剝削）為重點的宗教改革。在這場改革中，十世班禪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向中央和西藏工委提出，首先在日喀則地區，在扎什倫布寺進行宗教改革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向全區推廣。

　　在“三反”運動取得重大勝利，基本上廢除了寺院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剝削之后，十世班禪又領導寺院進行民主管理的試點，1960年在扎什倫布寺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員會，十世班禪擔任第一屆主任委員。這是藏族歷史上第一個以貧苦僧人為主體、經廣大僧眾民主選舉產生的管理機構，在藏傳佛教發展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十世班禪提出的寺院改革的基本原則是：

　　堅持憲法進寺院，進行民主管理；廣大僧尼既要愛國守法，參加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又要充分尊重和照顧寺院本身的特點，保證僧尼能夠進行正當的宗教活動和對佛教經典的學習和研討。60年代初，十世班禪領導的扎寺民管會，在團結廣大僧侶，穩定社會秩序，推進民主改革，保護寺院、保護愛國守法的廣大僧侶的合法權益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在西藏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環境里，只要寺院穩定，社會就能基本穩定。

　　1961年1月23日，毛主席會見十世班禪并同他親切交談。在討論西藏工作時，毛主席對十世班禪的這些主張給予充分肯定，毛主席說：“宗教問題上你是行家里手，你提的主張很好，就按你的辦。”對十世班禪提出的要有三千僧人專門學習研究佛學經典，他們的生活由政府包起來的意見，毛主席說，贊成有幾千人學經，成為佛學知識分子。

　　回到西藏后，十世班禪在主持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工作期間，貫徹執行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實施他所主張的宗教寺廟民主改革的各項原則，為廢除宗教寺廟的封建特權、封建壓迫和剝削制度以及寺廟內部等級森嚴的封建管理制度，實行民主管理制度，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民主改革開始不久，十世班禪就曾提出要保護貧苦喇嘛的正當利益，尤其要保護喪失勞動力的老、弱、病、殘僧尼的利益，使他們的生活不因宗教改革而受到影響，相反，隨著舊的社會制度的改革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廣大翻身農奴一樣，他們的生活應該不斷有所改善和提高。只有這樣，才能在廣大信教群眾身上，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有說服力地證明新社會比舊社會好，改革后比改革前好。

　　針對當時在宗教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和實際情況，班禪大師通過周總理向毛主席、黨中央反映西藏和其他藏區的情況，并提出自己的建議。在談到宗教問題時，班禪副委員長提出五項原則：

　　一、寺院放棄剝削壓迫；

　　二、實行民主管理；

　　三、憲法進寺院，執行政府法令；

　　四、喇嘛參加勞動；

　　五、對各教派專門從事研討佛學和老弱喇嘛的生活由政府負責解決。

　　1962年7月20日，周總理在接見班禪副委員長、張經武、張國華、阿沛、帕巴拉等在京的西藏領導人，聽取匯報，在談到班禪大師對宗教改革的建議時，周總理對五項原則表示贊賞。周總理風趣地說：“在外交上，我們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上叫作‘潘查希拉’。大師提出的五項原則，也可以說是我們在宗教工作方面的‘潘查希拉’，是有創造性的。”周總理強調指出：“這是大師的一個創造。“

　　十世班禪的這些意見,也得到喜饒嘉措大師的支持。喜饒嘉措大師還在他領導的中國佛教協會和甘、青、川、滇藏區，積極宣傳和實施這些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十世班禪提出這些建議時，年僅23歲。西藏進行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也才兩年多。有人說，這些主張和建議，是大師身邊，或身后的人提出來的，有高人指點。當時我也在大師身邊做一些翻譯工作，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大師身邊和身后沒有能夠提出這種見解的人，更沒有什么“高人”，完全是大師自己思考的結果。這說明十世班禪是一位早熟型、睿智聰慧的杰出人物。

　　1978年十世班禪復出到大師圓寂，恰恰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行改革開放的10年。這期間，為了恢復和發展由于“左”的錯誤而遭到嚴重破壞的宗教政策，為了開放和維修寺院，保障群眾正當的宗教活動，班禪大師殫精竭慮，勞累奔波，付出了大量心血。

　　十世班禪大師認為，在新的歷史時期，正確貫徹黨和國家的宗教政策，不只是宗教界本身的事情，而且是一項嚴肅的政治工作，是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改革開放的需要，對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反對國家分裂，維護全社會的安定團結，具有重要意義。

　　十世班禪大師同時又指出，為了保持法統，弘揚佛法，不僅要從政治上糾正“左”的錯誤，還要繼承宗喀巴大師的改革精神，不斷完善宗教自身，使之能夠適應時代發展的趨勢和人民群眾的需要。

　　這一時期，班禪副委員長用很大的精力專門探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開展正當的宗教活動這一重大課題，他認為這既有理論意義，又有實際意義。1982年，在中央有關部門和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的支持和指導下，大師親自領導了扎什倫布寺的整頓工作，并選舉產生了新的民主管理委員會。1985年11月，大師提出了《關于在扎什倫布寺進行社會主義條件下寺院管理試點的建議要點》，繼續他從1960年開始的在寺院進行民主管理的試驗，經中央和有關部門批準，正式開始實施。1987年8月，大師到日喀則視察，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深入進行調查研究，總結試點經驗。在大師直接領導下，試點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十世班禪大師反復強調，佛教教義的核心是諸惡莫作，諸善奉行，清凈我心，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廣積功德。根據佛教“普渡眾生”“積善積德”的教義，宗教界應該多做有利于國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情，而不能一味地從教民那里領布拖，收供奉。大師說：在這方面，佛教不如基督教、天主教和其他教派。現在維修寺院，也不要太豪華，太奢侈。大師多次指出：我們修復開放寺廟，主要目的是滿足廣大信教群眾宗教活動的需要，繼承和發揚佛教教義。寺院不在多少，而在于能否成為繼承和發揚佛教教義的場所，能否成為按佛教教義棄惡積善、自制利他的場所。

　　十世班禪大師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寺院是國家公民中宗教職業人員組成的群眾性集體組織，寺院和在寺僧眾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與此同時，僧尼大眾必須遵守憲法、法律和有關政策規定。寺院的主要職能仍然是宗教活動場所，佛教修持場所，佛教知識分子培養場所，佛教文化藝術傳播場所，同時又是歷史、文物、民族傳統文化的保存場所，旅游場所以及社會基層組織。

　　十世班禪大師把寺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功能，概括為七個方面。這些觀點，就是現在看來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上世紀80年代，十世班禪大師就提出，以寺院為依托，開展必要的旅游觀光活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師認為，這對帶動藏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增加農牧民群眾的收入，促進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說明十世班禪大師不但并不保守，而且具有超前意識，能夠與時俱進。

　　十世班禪大師提出“以教治教”“寺要像寺”“僧要像僧”的原則。他認為僧尼不在于人數多少，而在于素質是否純正，在于能否嚴守教規教律，按照聞思修、講辯著等基本要求，進行顯密二宗的傳授和修持，真正按照佛祖釋迦牟尼和宗喀巴大師的教誨，把佛教教義繼承下去。

　　十世班禪大師還倡導要逐步實行“以寺養寺”，以減輕國家和群眾負擔，并對社會有所貢獻。僧尼適當參加生產勞動，不但可以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也有益于身心健康。

圖為班禪大師在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院長辦公室。（圖片翻拍自《十世班禪大師 劉隆攝影集》）

　　在十世班禪大師倡導和主持下，經中央批準，在北京創辦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大師親自擔任院長，目的是為培養政治上熱愛祖國、宗教上有較高造詣的佛學知識分子。1987年9月1日，在西黃寺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勛等領導人出席，表示祝賀和支持。大師在開學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培養僧才，紹隆佛種，是我們佛教徒擔荷如來家業的一件大事。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將造就政治上擁護黨的領導、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遵紀守法，宗教上嚴守戒律，具有佛學基礎知識和現代科學知識的宗教職業人員。”大師要求學員們“發大心，立大志，樹偉大理想，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而奮斗。”大師說：“藏傳佛教有1300多年的悠久歷史，具有哲學、天文、地理、醫學、繪畫、音樂等方面的豐富內容，是祖國文化寶庫中光輝燦爛的一部分。藏傳佛教學術研究為我國在國際上贏得過崇高聲望，我們就是要繼承發展這一部分文化，無愧于先人，對得起后人。希望你們珍惜這個良好的學習機會，刻苦學習，使自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做到德才兼備，學修并重，將佛的法慧大寶，持、理、弘揚；對廣博似海的顯、密二宗理論，講、辯、著作，精通大小五明，并懂現代科學知識，樹立自尊、自愛、自強的良好作風。先哲說‘法門無量誓愿學’，希望你們廣學多聞，為促進民族團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這個共同目標貢獻力量。”

圖為班禪大師親自主持扎什南捷開光典禮。（圖片翻拍自《十世班禪大師 劉隆攝影集》）

　　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不同于其他教派的一個重要特征，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以后，如何實現活佛轉世制度，是一個特殊的、重要的問題。十世班禪大師十分關心和重視這一問題。1989年1月，大師前往扎什倫布寺參加“班禪東陵扎什南捷”開光大典。大典剛剛結束，大師于1月24日召開宗教界人士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并就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搞好寺院的民主管理和活佛轉世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這充分說明十世班禪大師作為一位卓越的宗教領袖，始終在思考這些問題，與時俱進，探索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這一重大課題。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僅僅三天后，大師因操勞過度，驟然辭世，駕鶴西歸，留下永久的遺憾！

2019年1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