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悉陳慶英老師驟然離世，感覺到一種特別的空寂和悲痛。前塵如夢，而諸般纏綿自有難以忘懷者，思緒萬千，夜不能寐。追憶點點往事，仿如昨天，而歲月不居，似乎只是一轉眼的工夫，就走過了幾十年的光陰。

　　早在40年前，我就與陳老師結識了。1982年，我留校在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工作，這是學校新建的研究機構，陳老師是1981年進所。那些年，我們都是獨自在京，自然來往很多。他喜歡開夜車，白天幾乎都會到我們的集體宿舍聊上一陣，天南海北，無話不談，藏族歷史研究是主要的話題。我見過他把酒言歡，激情勃發之際，也見過他落筆疾書，凝神專注之時。他不喜夸夸其談，但是談起學術，眼中則炯炯有神。還記得他與幾個所里的同事從薩迦寺調研歸來，神采飛揚的報告，很好地詮釋了何為“文本參考與田野調查齊現，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并舉”。

　　記得我大學畢業剛到新單位，人生地不熟，加之原來沉浸在“文學夢”中，現在陡然轉到藏族歷史研究，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困惑加不適，可想而知。陳老師在聊天中得知我的情況后，談到文史不分家，自己對文學也很有興趣，與青海《瀚海潮》編輯很熟悉。這樣，我遇到一個學識淵博的良師益友，聆聽指教，何其難得。在陳老師的鼓勵和幫助下，我在惶惑中嘗試把歷史與文學結合起來，與他合作發表了歷史故事新編《長安和親》《香波山奇遇—吐蕃聶墀贊普的故事》等，平穩地完成了專業變動的過渡期。后來，他離開中央民族學院到青海社會科學院工作，我們之間仍堅持信件往來，得到他很多幫助。每一次通信，我們談得最多的都是學術。在某次回信中，他談及下一步合作的工作，特別提到“至于今后如何搞，我想原來定的歷史故事新編計劃似乎是太大了一點。主要從藏族史的系統性考慮，而沒有考慮到現實的需要。所以我想還是先寫主題符合現實需要的題目，寫歌頌民族團結、文化交流，國家統一的主題。最近，我搞了一篇《八思巴年譜》，覺得其中有些題目很可以寫。原來說的金城公主的故事也是一個很好的題目。另外，明代的大慈法王、大乘法王也有很好的題目。總之，我現在認為可以不考慮藏族史的系統性，先找資料，有合適的就寫一篇。合作的辦法我想找到資料后，可擬一個提綱，商量決定后，由一人執筆。我看你可先搞金城公主的提綱，我搞八思巴的提綱，搞出來后再考慮怎樣寫，不知你以為如何。”

圖為上世紀80年代，陳老師的一封信（喜饒尼瑪提供）

　　從短短的通信中可見，他的認識與格局是何等高遠。

　　陳慶英老師著書立說，成果豐厚，為人忠厚謙遜，為師誨人不倦。當年在藏學所，我開始科研嘗試的論文從選題到完稿都得到了他不厭其煩的幫助。

　　后來，我們雖不在一個單位，機緣巧合，見面的機會并不少，請教的機會也很多。1996年，陳老師到中央民族大學擔任博士生導師，參加學生的復試、開題、答辯，再加上我們同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歷史組委員。有段時間，我們還一起參加北京市政協的一些會議，私底下接觸也很多。他是一個穩重謙遜睿智的長者，經常是話雖不多，但總是一針見血，直指關鍵處，讓人豁然開朗。藏學研究院的同學說陳老師的評論不惱不怒，溫文爾雅，卻引經據典，恰如其分，循循善誘，事半功倍。

　　在后來持續的研究中，我曾多次向陳老師請教。他對我選擇民國時期的西藏地方作為研究對象，頗為贊同，并告誡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他經常給我提供一些新的研究信息，提出建議，給予我很大的幫助。如他認為雍和宮堪布貢覺仲尼是個值得關注的歷史人物，“你已經有了研究，應該繼續深入”，還專門提供了一些資料。后來，他寫了一篇相關文章，草稿初成即發來讓我先睹為快。他的文章思路開闊，視角獨到，以點及面，讀來頗有啟迪。

　　40年來，他一直是我身邊倍感溫暖的長者。他不僅僅是教人做學問，更是教我為人之道，樸素厚實，真誠而不偽飾。如他在臺灣地區講學時，曾激動地專門發來電子郵件，叮囑我一定要爭取機會去一段時間，親眼見見那些第一手的檔案，對我的研究必定有特別的幫助。還有一次，他提到“我前不久參加匿名評審一篇文章，里面很多地方參考了你的文章，卻沒寫出處，我提了意見。但是，發表時好像還是沒有明顯修改。年輕人也不容易，我已經批過了。這種事，我遇得多了，不必在意”。其寬厚善良足見，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人事代謝，必有去故之悲。“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尊敬的陳老師一路走好！（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