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現代考古學已經在中國走過百年光輝歷程，但西藏考古的發展卻相對較為滯后。雖然西方學者曾經一度開啟了西藏考古之門，但真正科學意義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開始興起的。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時代潮流中，西藏考古方興未艾，正處在新的發展時期。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考古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下，西藏自治區開始建立文物考古機構，第一批考古學專業畢業生，爬梳剔抉，參互考尋，有計劃地在西藏高原全域連續開展了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有重點地開展了對其中若干重要考古遺址的發掘調查工作。

圖為西藏自治區阿里地區札達縣曲踏墓地出土的黃金面具 攝影：李元梅

    1984-1992年，初步摸清西藏文物遺跡“家底”，西藏考古的大發現時代到來

    期間，以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暨西藏自治區第一次文物普查為契機，組織西藏和兄弟省市的考古力量，對西藏自治區全境開展大范圍考古調查，基本上勾勒出西藏文物遺跡類別、數量及分布的大體輪廓。

    張建林認為，這一時期，拉薩曲貢遺址、拉薩查拉魯普石窟、林芝列山墓地等吐蕃墓葬群，以及《大唐天竺使之銘》等一批重要的考古發現，標示著西藏考古的大發現時代到來。

    《昌都卡若》《古格故城》兩本考古報告，分別填補了西藏史前考古和歷史考古的空白。10余本市、地、縣文物志成為西藏文物志的開山之作，為后來編寫《中國文物地圖集·西藏自治區分冊》《西藏自治區志·文物志》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張建林說：“西藏考古的基本力量在這個階段形成了，現在還活躍在考古、調查、研究一線。”

圖為中尼邊境吉隆石刻《大唐天竺使之銘》（王玄策立）拓片 攝影：李元梅

圖為唐代（吐蕃時期）獸首胡人紋鎏金銀瓶 攝影：李元梅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10年代初，一大批前期積累的研究成果相繼面世

    2005年，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成立，對推進西藏文物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于今年榮膺“全國文物系統先進集體”稱號。

    “以2003年的青藏鐵路西藏段考古調查為標志，西藏的基本建設考古正式展開。”張建林在最近10年的工作中感受到，隨著西藏各個區域基本建設的大量開展，基本建設考古成為了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最主要的考古工作。

    他認為，這期間，西藏考古還有兩個特點。一個是配合大型文物保護工程的考古工作還在繼續開展，如薩迦北寺的考古發掘與調查就是配合國家文物局在西藏開展的三大重點文物保護維修工程。另一個是開展了流域考古調查和專題考古調查，如四川大學與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開展的象泉河流域的考古調查，以及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與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開展的藏東地區吐蕃佛教造像的調查。

    一大批前期積累的考古發掘、調查、研究成果在這期間相繼出版，如《西藏自治區志·文物志》《中國文物地圖集·西藏自治區分冊》《皮央·東嘎遺址考古報告》《吐蕃時代考古新發現及其研究》《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西藏西部佛教文明》《西藏原始藝術》等。

圖為元代“統領釋教大元國師”之印 攝影：李元梅

圖為清代嵌寶石金索拉 攝影：李元梅

    2012年至今，西藏考古迎來了又一輪新的發展高潮

    張建林感到，近10年，國家對西藏考古工作的重視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簡稱“中科院雙古所”）、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西北大學……國內多家考古研究機構和大學紛紛進入西藏開展合作項目。

    其中，中科院雙古所在西藏正式開展舊石器時代考古，取得一系列重要發現，特別是青藏高原上首個具有確切地層和年代學依據的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址——尼阿底遺址的發掘，為探索早期人類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區生存找到了科學依據，改寫了人們對古人適應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近年來，西藏考古被納入國家主導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項目當中，同時也制定了《西藏自治區“十四五”時期文物事業發展規劃》《西藏考古工作規劃（2021-2035年）》，從政策、學術層面為今后的西藏考古工作作出了明確的決策規劃、給出了很好的指導意見，西藏考古迎來了又一輪新的發展高潮。

    這期間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西藏札達桑達隆果墓地，以及一批最新的考古成果，極大地豐富了西藏考古的內涵。一代又一代“有澄清天下之志，更具厚德載物之質”的考古工作者，為最終建立西藏考古學文化序列不斷提供新鮮的成果資料，充分發揮了考古在正本清源、凝聚人心、強化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方面的突出作用。（中國西藏網 記者/李元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