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翻拍的青年時期朱汝完（后排左一）、吳江楓（后排中）與家人在浙江的合影照片。張添福　攝

　　聽著狼叫，趕赴高原氣象站；挖野菜、捋草籽墊肚子；觀測時別著手榴彈放哨；幫同事耕地，用自家種子播種……在青海南部高原，來自浙江金華的朱汝完和老伴吳江楓，扎根高原半世紀，觀天測地、瞭望高原，獻完青春獻子孫。

　　聽著狼叫，趕赴高原氣象站

　　1959年10月，來自浙江金華永康的十九歲小伙朱汝完，從青海省西寧氣象學校畢業后，分配到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縣外斯氣象站，負責觀測和發報。

　　彼時，外斯公社離河南縣城只有七十多公里，但山大溝深，朱汝完和同行的三名青年，雇上當地牧民作向導，用牦牛馱著電臺，奔赴外斯公社，走了三天兩夜。

　　可生在江南的四名青年，不會騎牦牛，渡河時，有的甚至掉進河里。

　　一伙人在山溝里搭帳篷過夜，鋪張牛皮，蓋件羊皮大衣，早晨起來，鋪蓋上全是雪霜。

　　除了天冷，不斷的狼叫聲，讓朱汝完和其他青年毛骨悚然，“趕牦牛的少數民族同胞說，不要怕，狼不會來到跟前。”

　　朱汝完回憶道，不知蹚過了幾條河、翻過了幾座山，看到黃河，意味著終于抵達氣象站。而此時的氣象站僅是三個蒙古包，五六名老同志在此值守。

　　氣象站建在山坡的一個平臺上，一個小蒙古包里，是朱汝完和其他兩名青年的宿舍。一個人的被子當褥子，一個人的當被子，一個人的當枕頭，三個青年就睡在一個被窩里。“你睡了覺，我就起來值班，另外一個就負責打水、撿拾燃料。”朱汝完說。

　　此時，附近還沒有牧民居住，自然沒有牛糞，朱汝完回憶蒙古包里外一樣冷，無處避寒。

　　冬天，他們踩著冰面，跨過黃河撿柴火生火烙餅子。可夏天過不了黃河，他們只能點著報紙，在簸箕上烙餅，也不知道餅子是生還是熟。

　　后來，當地成立農場，開墾土地，日子才逐漸好轉。朱汝完說，他們去農場場部吃飯，可一個月每人只分配七斤糧食，“我們這些小伙子哪里夠吃，就挖野菜、捋草籽墊肚子，有時餓的沒力氣，但工作一樣都沒落下。”

　　1962年，時逢春末夏初，當地人給牛羊灌藥、打針搞防疫，朱汝完很快成為抓牛、抓羊的一把好手，和當地老鄉打成一片。

　　“他是一個漢族干部，他的干勁大家都看到了吧，他的精神是我們大家的榜樣。”當地一個鄉鎮老書記稱贊朱汝完如此賣力，也被他一心為公而感動。

　　同事請假回家，朱汝完幫同事耕地，用自家的種子播種。秋收的時候，有些同事不在，朱汝完二話不說幫他們收獲。“當時高原蔬菜稀有，我們就把大白菜放在窖里，等他們回來再吃。”

　　老伴吳江楓也不“掉隊”，朱汝完的同事回老家，她就主動承擔喂家禽的事，每天開門喂養清數，一段時間下來，能幫同事收集一臉盆雞蛋。

　　幾個小孩到黃河邊抓野鴨子，一個陷到爛泥坑。在大家一籌莫展時，得到消息趕來的朱汝完和同伴爬著小木板，進入爛泥坑，看見水里有黑影子，一把就拉了上來。

　　“別人不做的事情，只要他有一點能力，就愿意，”老伴吳江楓說，“當時很多人都不敢下水，因為是爛泥灘。而朱汝完說自己是南方人，不怕水……其實主要是救人要緊。”

圖為朱汝完整理個人在浙江省永康中學初中部的畢業證書。張添福 攝

　　別著手榴彈，觀天測地

　　朱汝完回憶，剛來到外斯氣象站時，三座蒙古包里最大的一座是辦公室。他們一天七次向蘭州方面發報，還要兼顧航空報。朱汝完和同事們，往往右手搖發電機發電，左手發報。

　　高原天氣突變，且天氣越惡劣，年輕的氣象人就越得去觀測。一次，遇到雞蛋大的冰雹，他們頂著冰雹，去測量直徑、重量、水分。

　　而怕流竄當地的土匪打冷槍，觀測時一人拿著手電筒觀測溫度、地溫、濕度、蒸發等數據，另一人就得背著一支槍、別著手榴彈放哨。

　　“那個石頭山上云霧繚繞，馬上要下大雨……”朱汝完注意到當地民間氣象經驗豐富，每次下鄉都會積累相關諺語，甚至下鄉幾個月專門搜集。

　　一次下鄉，朱汝完的馬受驚，他被摔下來。但一只腳還卡在馬鐙子上，拉韁繩時，手都變形，馬拖著朱汝完，擦傷了半邊臉。

　　物資匱乏，工作時，點煤油燈就顯得很奢侈。朱汝完回憶說，有時自己早上出發，翻越幾座大山去買煤油，晚上才能回來。而空閑時，朱汝完就把煤油燈燈芯調的很小，把公家的東西當成自己的，一點也不浪費。

　　可家里的孩子們點著蠟燭頭學習，甚至靠月光照明，朱汝完從來不會把煤油拿回家。

　　調離河南縣，到條件更艱苦的澤庫縣。搞區劃收集氣象資料，一走幾個月，在和日地區遇上連陰雨，商店買不上吃的，沒有燒的，朱汝完向牧民求情，能不能賣點牛糞，哪怕貴一點。“類似情況遇到不少，但我們沒有影響工作，餓著肚子也要做好組織安排的工作。”朱汝完說。

圖為在青海西寧頤養天年的朱汝完向記者展示氣象發報基本功。張添福 攝

　　耕讀傳家，勤勞是個傳家寶

　　1963年，工作五年后，朱汝完拿著四十二元錢，第一次回浙江老家，可鄉親們都已不認識朱汝完。他推開自家大門，母親看到朱汝完，竟開口說，“你找誰，你是哪里來的客？”

　　當朱汝完介紹完自己，老母親大笑起來。此時，身患疾病，加之長期高原的風吹日曬，身形消瘦的他，已不是當初離家那般模樣。

　　到了1980年，朱汝完省吃儉用，湊錢準備去看望老家的母親。但還沒等他張口，一個同事先行提出要回老家。

　　氣象站就那么幾個人，工作必須開展。作為單位觀測方面的負責人，朱汝完只能讓同事先回，“我有母親，別人也有母親；我好幾年沒回家，別人也是好幾年沒回家。工作都是大家干的，很多時候都要忍讓。”

　　結果沒兩個月，朱汝完的老母親便去世。老家的弟弟反復發電報催其回家，但工作實在扔不下，只能郵寄五十元錢，這也成他此生的痛和遺憾。

　　而對于自己的子女，朱汝完也永遠是排在工作之后。

　　在澤庫縣和日地區搞區劃幾個月未歸，小女兒和小兒子穿的黃膠鞋大拇指都露了頭，冬天沒有棉鞋，還得穿這雙鞋，倆人腳都凍傷了。為不給父母添亂，小女兒就和小兒子燒燙水取暖，但適得其反，反而更加嚴重，雙腳皮肉開始潰爛，走路都困難。

　　忙得連軸轉的母親發現后，用雪反復擦洗，姐弟倆才保住了雙腳。

　　當時，很多人的觀念中，女孩長大后反正要嫁人，有門手藝，學習裁縫，做做家務，帶帶弟弟妹妹即可，但朱汝完兩口哪怕日子再窮，也想盡辦法讓孩子們讀書。

　　1976年，大女兒要上學，被寄養到浙江老家；幾年后，二女兒要上學，被央求寄養到河南縣城的熟人家里，讀二年級時，已經換了三家人……

　　朱汝完的老伴吳江楓只上了幾年學，但學校里以勞動為主，根本沒有好好坐在教室學習。但老伴有方法，憑著一本新華字典，什么書都看、什么知識都學，上下五千年、東西南北中，她在哄孩子的時候，為孩子們儲備知識，這讓孩子們終身受益。

　　“我也是跟著自己的兒女們在學習。”吳江楓說，“不管是稟賦和機遇，人還是要靠勤勞去爭取。”

　　《觀潮》《雅魯藏布大峽谷》《觀滄海》……如今到了孫輩，娃娃們在點讀機上學習，患有眼疾的吳江楓也跟著學習，“學無止境，但現在很多知識都還不知道。”

　　如今，朱家已是一門三代氣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