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藝建院70年來，正式在編的女導演屈指可數，如今還在執導話劇的只有唐燁一人。10歲時，她就參演了兒童片《四個小伙伴》，進入了中央電視臺銀河少年藝術團。中學時，她擔任央視中學生欄目《我們這一代》的主持人，同時執導了第一部中學生自己創作演出的電視劇《養吊死鬼的孩子》，并憑借該劇獲得北京市中學生銀帆獎、北京市十佳中學生“希望之星”稱號。18歲時，她考入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是班里唯一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年齡最小，但成績卻總是最好。多年來，她不僅在北京人藝的舞臺上扮演過很多角色，而且作為配音藝術家，為《亂世佳人》中的斯嘉麗、《紅與黑》中的瑪蒂爾德、《唐頓莊園》中的瑪麗、《米老鼠和唐老鴨》中的米妮等眾多外國譯制片中的經典角色賦予了令人難忘的聲音。

　　然而，她最重要的身份，還是北京人藝國家一級導演。由她參與復排導演的《蔡文姬》剛剛結束了院慶版的演出，如今，她又幫助演而優則導的“新銳導演”龔麗君正在執導《晚安媽媽》。在人藝的排練場里，經常聽到滿臉笑容的唐燁甜甜地叫著“濮哥哥”“帆姐姐”“立新哥哥”“小藝姐姐”“龔姐姐”……而大家也都親切的管她叫做“小燁子”。有時當著年輕人的面，她也會有點不好意思，笑道：“都是老燁子啦！”但在北京人藝這個大家庭里，已經工作了三十年的她，依然覺著自己永遠是個小字輩兒，有好多前輩在身邊，有好多東西需要學習。

　　1992年進入人藝參演《茶館》告別版演出

　　問：朱旭老師曾經說過：“在北京人藝這個劇院，我永遠長不大。”感覺你這么多年也沒什么變化，但是算起來，你今年到人藝已經三十年了。

　　唐燁：是啊，我來人藝那年是1992年，正好是人藝建院40年，今年人藝建院70年了。前幾天劇院組織大家合影，他們讓我坐著，我說我可不敢，哪兒能輪到我坐著啊！但是確實在職的員工里我算老的了，我都輪到坐著合影了。

　　記者：你是北京人藝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女導演，也在人藝演了不少戲。你當時到底是以演員身份還是導演身份進入人藝的呢？

　　唐燁：我是學導演的，當時進人藝時，劇院人事處一個老師找我談話，問我：“你知道什么是邊幕嗎？你知道側幕條是哪根嗎？你知道有多少道幕嗎？要不你先去演員隊吧！”就這樣，我先進了演員隊。到人藝第一年，我就演了七個戲。《茶館》是頭一個，在里面演了三個小角色，其中一個是老掌柜的孫女小花，親身經歷了1992年那一場老藝術家們的《茶館》告別演出。我還演了《紅白喜事》《小井胡同》……在不同的戲里演各種小孩兒。《軍用列車》那個戲里一共七個孩子，我跟六個真小孩一起演，我當時心里緊張死了。《鳥人》里，我演一個攤煎餅的。排練時我還去大街上看別人怎么把煎餅攤圓了。正式演出時，我力氣小，推不動煎餅車，于是每場演出時，王濤、孫星他們幾個就趁暗場的時候幫我把車推上臺，我就在臺上攤煎餅。

　　跟隨各位名導合作受益良多

　　記者：在人藝的舞臺上演戲的感覺應該也是很過癮的，而且你演的很多角色也都得到了很大的認可，比如在《阮玲玉》中你扮演的小玉，被認為既演出了孩子的感覺，也演出了人物的思想。但你后來為什么還是做導演了呢？

　　唐燁：說實話，我覺得自己的外形條件做演員是受限制的，而且自己學的也是導演。我在人藝真正開始涉足導演工作，是1997年跟著林兆華老師排《漁人》，后來還給任鳴老師和蘇民老師當過副導演，自己也獨立導過十幾部作品了。

　　記者：這些導演的風格大不相同，你跟著他們工作，有什么感覺呢？

　　唐燁：我覺得首先要做好服務工作，而且無論是跟這些導演合作，還是和其他藝術家合作，都會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比如林兆華老師，我覺得他是一個抓大局的導演，而且特別善于挖掘演員好的東西。有人說他不給演員講戲，是因為聽不懂他真正在說什么。其實他很會啟發別人。他看上去像是在跟你聊廢話，什么“你這項鏈不錯，衣服挺好看的”，其實是他覺得你緊張了，所以讓你放松點。

　　我曾經跟他探討過，該怎么演6歲的孩子？他說：“你先甭管他幾歲，咱先演個孩子。孩子怎么說話？你去抓他的特點，不用先從外表上入手。”他排《茶館》的時候，沒我的戲，我也會坐在他旁邊看，看他對待不同的演員，有不同的方法，有些是需要打壓型的，有些是需要啟發型的。所以現在我導戲，也知道要根據演員的特點，有些人本身就容易緊張，你再打壓他，他就說不出話來了，所以你要鼓勵他；而有些人，不給陽光都燦爛，你就需要適當“打擊”點兒他。

　　我還記得大導林兆華說過一句話，他說“導演就要多看書，什么書不重要，雜一點”，因為不一定什么時候就會遇到相關的東西。我排《故園》的時候，因為這個戲跟臺灣會館有關系，所以就看了很多抗日時期的資料，我們那時排練場里滿墻貼的都是相關資料。排《社區居委會》的時候也是，各個區報上來各種有意思的好人好事，或者抗疫中發生的真實事件，我們也在排練場貼了一墻。

　　任鳴院長屬于特別愿意給大家空間的導演。他會給大家一個大的方向，讓演員盡量去發揮自己的能力，這是他的特點。蘇民老師在古詩詞方面的文化造詣特別深，而且他學過繪畫，所以對舞美的要求、對詩意的追求比較多。他老讓我們看《古文觀止》，我覺得好難讀，一篇我就得啃半天，因為有太多典故不知道，老得去查。還有《資治通鑒》，他讓演曹操的演員去看第多少頁到第多少頁；就連我們演宮女的演員，也給我們找出幾頁要去看。他說看完會對你們有幫助，讓你了解朝代，了解歷史。

　　記者：你跟蘇民老師合作次數最多，而且我看現在的《蔡文姬》節目單上，你的名字和蘇民老師的名字已經都寫在重排導演的位置上了。

　　唐燁：我跟蘇民老師合作是從2001年，當時他復排《蔡文姬》，院領導找到我，說蘇民老師歲數大了，讓我在演戲中的角色同時再兼職當副導演。之后，蘇民老師復排《李白》和《天之驕子》，也都讓我做他的副導演，我特高興。2007年，重排《蔡文姬》的時候，蘇民老師生病住院了，他特意給院里寫了一封信，說：“這一次唐燁付出的努力比我多，算我倆聯合導演。”非要把我的名字跟他列在一起。

　　后來重排《天之驕子》時，剛建完組，蘇民老師又住院了。雖然他沒怎么來劇院，但是我到醫院去看望他的時候，他把自己的筆記都給我準備好了，讓我拿去根據需要隨意使用。而且他又跟劇院說：“這一次的排練我根本沒有來，都是唐燁完成的，所以我不能掛導演的頭銜，隨便掛一個藝術指導或者不給我掛名都可以，因為我沒有付出勞動。”那些年我導演的戲，蘇民老師都會去看，每一次看完還會打電話告訴我，哪里特別好，哪里還不夠到位。蘇民老師這種對待藝術極其嚴謹，對待晚輩無私奉獻和扶持呵護的精神，都讓我永生難忘。

　　堅守人藝傳統傳承人藝精神

　　記者：北京人藝今年建院70周年了，你認為人藝的傳統是什么？

　　唐燁：人藝的傳統我覺得一是像蘇民老師那樣的嚴謹，他是我們劇院藝委會的成員，每次有新戲劇本，他都會仔細看，看后會特別認真地提意見。老先生們身上的文化底蘊也是我們自愧不如的，但從什么時候開始學都不晚。

　　濮哥就是一個特別好的例子。他50歲開始練書法。我們去年一起去大涼山演出《洋麻將》，約著每天早上8點到樓下吃早飯，見面的時候他特別得意，說：“我今天的大字都交了！”我們說您到大涼山來還寫大字啊？他說：“我帶著作業來的。”他自己給自己留的書法作業。所以我們再忙，能有濮哥忙嗎？但人家都能這么堅持。另外在人藝這個平臺上，會讓你看東西的角度和眼光不太一樣。人藝還有一種責任擔當或者社會擔當，比如在劇目題材選擇上，重大事件人藝基本從不缺席。

　　記者：你在北京人藝工作了三十年，現在是劇院的中流砥柱，還是人藝藝委會委員，你怎么看待人藝精神的傳承呢？

　　唐燁：我覺得無論是“一棵菜精神”或者“戲比天大”，其實平時可能并沒有想那么多，就是事情來了，我們就去做。2020年院慶時，劇院搞了一臺晚會，演出很多經典劇目片段。第一個找我來的是龔麗君姐姐，她說：“這次給我搭檔了一個新的周萍，你一定得幫我看看！”她都演了那么多年繁漪了，還這么認真敬業。第二個找我的是藍天野老師，他給我發了特別長的一條消息，說：“我這次自不量力，又要演董祀了，《蔡文姬》第三幕你一定來幫我。”然后還有濮哥。《李白》這個戲，濮哥演了30多年了。但每次復排，他都會說：“唐妹妹給我看看，我這個地方想這么試試，好不好？”我們就一起探討，如果覺得改得不好，就調回來；如果覺得好，就保留。

　　他們都演了那么多年戲，還在精益求精，但年輕演員沒人主動找我，都是我去主動找他們。因為我覺得老先生們就是這么做的，我們都是照著他們學，希望能讓后來的同事們感受到這才是真正的人藝。包括體驗生活，我們也一直在堅持，我覺得特別受益。即使排劇院外的戲，我也依然會這樣做，帶著劇組的人一起去采風，去體驗生活。還有我們的經典劇目傳承，這是我們劇院的一個特點。比如《蔡文姬》會保留唯美大氣的話劇民族化樣式，但在節奏上會有一些微調。《洋麻將》可能也跟當年主創的解讀不一樣了，會有我們自己的當代理解。

　　記者：現在北京人藝每天演出開場前播放的觀眾提示，也是你錄制的吧？

　　唐燁：對，這幾年出現疫情，我還主動建議又錄制了一版提醒大家注意疫情防控的觀眾提示。今年《蔡文姬》院慶版演出，我自己還去印了很多紀念款口罩送給大家。這么多年了，劇院就是我們的家，什么事情不能都等著劇院安排，我們也都應該去為劇院想著。

　　唐燁，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國家一級導演，北京人藝藝術委員委員。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北京戲劇家協會會員，中國電視家協會會員，北京電視家協會會員。

　　曾獲話劇“金獅優秀導演獎”，入選北京市四個一批人才，榮獲北京市高創人才領軍人物稱號、北京市三八紅旗金質獎章。執導劇目獲話劇“金獅獎最佳原創劇目獎”、奧林匹克戲劇節優勝獎、北京市文學藝術獎、北京市文化局小劇場優秀劇目獎等。為上千部中外電影、電視劇配音，主播的《孔繁森》《樓上樓下》等多部廣播劇多次獲五個一工程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