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志凌（中國建設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

　　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往往取決于其國內市場引力大小。市場引力越大，話語權越大；市場引力下降，話語權就不斷喪失。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以增強市場引力為核心的國家戰略軌跡會更加清晰，主動駕馭經濟的國家意志會更加堅強，微觀經濟領域的市場地位與市場機制也會更加被重視。與此相適應，中國經濟結構與經濟發展模式將會隨之發生一些趨勢性新變化。

　　中國市場活力吸引全球投資者目光

　　由于大型經濟體內部擁有龐大的市場空間，憑借經濟總量、技術壟斷、貨幣優勢，其市場行為與政策取向具有一定的國際市場影響力。培育市場戰略縱深的核心是增強市場引力。一個大型經濟體市場引力的大小，一方面影響著相關小型經濟體的向心力，進而決定著放大或收縮縱深；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場利益也使得競爭對手不敢輕易采取制裁行動。也就是說，市場引力本身就構成了市場縱深。衡量市場引力時，經濟總量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市場活力（經濟增長保持上升勢頭至少是在較高水平上的穩定運行、市場開放程度較高、外資流入與民間投資增速較快、PMI處于擴張水平、經濟創新能力很強等），以及外部世界能否“搭上便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增強的市場活力吸引了全球投資者的目光，經濟總量穩居全球第二位，國際政治經濟地位明顯提升。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周期臨近、國際經貿摩擦和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導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并引起一定程度上的市場悲觀情緒蔓延。造成經濟放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場引力下降是其中之一。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通過深化改革喚醒居民消費需求與民間投資需求，立足于激活國內市場、利用市場力量升級制造業技術水平，使經濟增長盡可能保持在正常通道里運行更長時間，形成穩定的消費預期與投資預期，同時加大投資與貿易服務開放力度，增強中國市場對國際社會的吸引力，使之成為周邊國家甚至主要發達國家經濟恢復的重要依托。

　　就經濟政策預期而言，中長期經濟政策的底層邏輯是可期的：大國競爭不會因為疫情緩解而緩解，決定各國地位最重要的力量是經濟增長的速度（避免長期相對低速、經常劇烈波動）、經濟投入的效率（全要素生產率長期高于對方、避免不可持續的高投入低產出、形成對外部市場的資源依賴），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結構協調、產業鏈條完整且不會輕易中斷），經濟實力的層級（擁有比對方更多的核心技術，較少的被對方卡住脖子的薄弱環節或擁有更多制衡對方的機會）。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將發生趨勢性變化

　　首先，新的治國理政理念，會逐漸反映到收入分配結構上，相應帶來整體邊際消費變化，經濟增長的驅動力肯定與改革開放的前40年不同。一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消費驅動力不僅體現在總量上，更多地表現為消費需求結構升級對經濟升級拉動力，亦即供給側改革動能充分釋放（所謂經濟增長的創新驅動模式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需求側拉動與供給側適時調整的有機結合）。二是建立基礎消費資料的本土供應保障體系，努力鞏固友好國家的輔助供應基礎。三是注重物質消費與精神消費的協調平衡、中東西部地區以及城鄉等區域消費適度均衡，引導高收入群體的消費行為和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偏好，鼓勵有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教育（培訓）與文化體育消費，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消費需求。

　　其次，出于加強國際競爭力基礎和長遠國家安全考慮，經濟結構面臨新一輪調整，第一產業會進一步鞏固，第二產業會趨勢性加強，由此引起第三產業占比會出現相應變化。其中：（1）確立更加精準的廣義農業戰略，確保糧食安全和農業產業鏈的伸展與加強、生態改善和水旱災害減輕，相應的現代農業生產體系建設、戰略農產品儲備體系建設、傳統意義的農產品加工以及現代意義的農產品深度開發的工業（醫藥）材料化趨勢、重點水利與環保工程建設、中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的基礎建設（居住點建設與住房提升、道路、清潔水、污水處理、電力與通訊、醫療與教育）等等將成為清晰的戰略重點；（2）重新認識探礦與采掘、坑口初選與近域工業中心精煉等第一產業的重要意義，與廣義農業一同構成前所未有的大國經濟總量與結構穩定支撐；（3）發揮制造業體系健全的優勢，通過加速傳統產業的技術升級（重點是設備更新與技術改造），填補發達國家已經喪失能力的市場空缺，通過加大研發投入與重大技術集中攻關，縮小高科技產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而實現中國經濟第二產業由體系健全優勢向保持體系優勢基礎上的結構升級優勢轉變，由此將引發投資結構的相應變化；（4）第三產業中金融業與房地產業的面臨趨勢性轉折，生產服務領域、家居服務領域、人力資本積累領域（大健康與大教育）將迎來快速發展時期。

　　再次，在全球化發展呈現新特征的條件下，出口目標市場呈現多元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成效逐漸顯現，亞洲市場和歐洲市場占比穩步提升，非洲與南美的市場價值得到深度挖掘與積極拓展，北美市場占比相對下降。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開放與國際經濟融合也呈現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一是新的階梯開放戰略：第一階是海南、大灣區的橫琴與前海、上海的大浦東開放，在全面對接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市場規則的基礎上，為未來新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模式進行積極探索；第二階是京津冀與已經規劃完成的既定戰略區域開放，以開放市場、引進資本、提升產業、培育企業的國際適應力和國際競爭力為重心；第三階是“一帶一路”相關城市開放，以市場融合為重心，增強市場凝聚力。

　　二是多元進口與多元出口適當分離的外貿戰略：單一世界貿易組織無法滿足中國對于國際貿易穩定與安全環境的需求，未來不排除有更多的多邊貿易協定與更多的雙邊貿易安排；在貿易協議談判中不再強調簡單意義上（或單一經濟體之間）的進出口平衡，而是突出不同市場主體與中國需求和供給匹配性；不再追求貿易排名，更多地關注中國需求與中國供給優勢的發揮。

　　三是推進真正意義上的國內國際經濟雙循環。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核心并不在于形式上的“雙向”與否，而是強調的對外擴大開放穩定市場預期、對內順暢循環提升運行效率、內外有機融合降低干擾波動、真誠互補共贏以期久久為功。國際國內的投資者不應該低估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深遠影響力及其潛在市場機遇，更不應該將其作為短期策略來對待。

　　最后，在外部環境日趨嚴峻復雜的形勢下，中國應該堅持外交與經濟合作兩手抓。

　　開展國際經濟合作應廣泛遵循市場規律，以積極的姿態維護既定的國際規則和秩序，以實際行動努力消除發達經濟體對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擔憂，最大限度減輕西方經濟復蘇之后對于中國出口替代的壓力。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對于中國既是挑戰更是機遇，宏觀經濟政策一定要圍繞挑戰與機遇展開。在發展方向上立足于構建促進國內經濟結構升級、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最大限度減少外部極端情景下被“卡脖子”的核心經濟體系；在宏觀政策上立足于構建內外循環相互促進、實現雙螺旋上升的政策體系；在技術層面重點打通跨境經濟循環的若干堵點與痛點，不斷增強暢通國內大循環和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市場功能。尤其需要抓住國際經濟調整的機遇，通過重點投入與積極引導相結合，推動民用技術的跨國研發并形成免受其它因素干擾的國際技術交流與交易市場，力爭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可靠國際合作，實現產業鏈供應鏈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