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熱映的電影《滿江紅》，講述了一段關于南宋初年的故事。這段故事發(fā)生的時間是岳飛死后的第四年，也就是紹興十六年(1146)，而它所涉及則是岳飛抗金的那段時間。如此一來，南宋初年宋金對峙的往事，便成為觀影者與歷史愛好者關注的焦點。

　　對于熱衷尋訪北京地區(qū)古跡的我而言，通過探究“滿江紅”年代的燕京舊物，或許能發(fā)掘出更多有趣的歷史話題。

　　依我的想法，燕京地區(qū)宋金對峙關系的出現應該從1122年(也就是遼保大二年，金天輔六年，北宋宣和四年)算起。就在這一年的12月，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率兵占領燕京，遼國守將投降。自此之后，取代遼國、進入博弈場中心的，便是大宋王朝。

　　至1149年(金皇統(tǒng)二年，南宋紹興十九年)，金國平章政事完顏亮殺掉金熙宗，進而自立為帝。時隔未久，完顏亮決定遷都燕京，并準備再度出兵南宋。“滿江紅”所涉及的年代才算過去。

　　這時段的燕京正處在一個過渡期，也就是作為昔日遼國的南京向此后的金中都過渡。我們知道，完顏亮建造金中都，使得北京第一次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帝都。然帝都的興建，也使得相當部分遼南京時期的建筑遭到嚴重破壞。而今，除了留存下來的天寧寺塔及遠郊地區(qū)的一些遼代古塔之外，興建于金中都以前的燕京舊跡所剩無幾。如果只談“滿江紅”所涉及的20多年間的舊跡，那更是少之又少了。

　　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天會五年)，金軍俘虜了徽欽二宗、后妃、皇子、公主及宗室貴戚三千余人，并搶奪了汴京宮廷內的大量圖籍、珍寶等，其中包括天文儀象儀器、歧陽石鼓、九經石刻、太醫(yī)院銅人及針灸圖經、定武蘭亭石刻等珍貴文物。這些東西除少數在途中散失外，其余都收藏在燕京，目前所能見到的只有《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碑殘石七方等了。

　　或許有人會說，汴京的艮岳(太湖石)不也是在“靖康之難”時被金人北掠的么？其實，這是個誤解。艮岳“北上”的時間大致在金大定六年(1166)，也就是金世宗興修中都離宮“太寧宮”的時候。艮岳被大量安置的地點就是北海瓊華島。盡管在后來的歲月里艮岳又被帝王下令搬運至南海瀛臺、紫禁城寧壽宮等處，但相當部分仍留在瓊華島上。

　　延壽寺遺址：宋徽宗曾被囚禁于此

　　金軍是分七批押送徽欽二宗及北宋臣僚、民眾的。其中，宋徽宗是靖康二年(1127)三月十八月第四批押運，五月十八日抵達燕京，并住進大延壽寺之中的。

　　就目前所知，昔日北京的延壽寺至少有過六七座，其中最出名的是位于琉璃廠東段延壽街北口的那一座。因為名氣大，所以被很多人認定是“囚禁過宋徽宗之地”，連《北京通史》(第四卷)也采用此說(“今和平門外東北園以北的延壽寺街處”)。但根據史料，這座延壽寺始建于明正統(tǒng)六年(1441)，距離宋徽宗去世已過去了300多年。

　　有學者認為，囚禁過宋徽宗的地點應為擴建于遼代、位置在棗林前街的延壽寺。這座延壽寺規(guī)模很大。在宋徽宗離開24年后，海陵王遷都燕京，于天德三年(1151)改寺為宮，稱作延壽宮。至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可能因此寺屢遭火災，加之曾做過海陵王的宮殿，于是東移，另建新寺，寺的位置大約在米市胡同和迎新街之間。然新寺也只存在了30余年，毀于成吉思汗滅金之時。

　　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湛然禪師發(fā)愿重建延壽寺。這座新的延壽寺于明英宗正統(tǒng)六年(1441)建成，其位置在今延壽街北端路西。此寺于上世紀50年代末被拆除，改建為王致和腐乳廠。待工廠遷出后，又改為旅館、浴池等。

　　看來，宋徽宗有可能是被囚禁于棗林前街的延壽寺舊址。但此說法未得到文史界的一致認同。

　　根據《光緒順天府志》的記載，大延壽寺應在憫忠寺之東。《光緒順天府志》中寫明此廟為“徽宗寓居之地”。這座寺廟的建造時間大體為東魏元象元年(538)，民間稱之“尉使君寺”。按照此說推知，正因為兩座寺廟相距很近，所以徽欽二宗能夠經常見面。有詩曰：“可憐問寢循家法，古寺猶傳禮佛香。”意思是說欽宗到大延壽寺看望父親徽宗，詢問生活起居情況，不時傳來拜佛燒香的香氣。這個說法，被侯仁之主編的《宣南歷史地圖集》所采用。

　　昊天寺遺址：傳說徽欽二宗于此會面

　　按照《北京通史》(第四卷)中的說法，徽欽二宗是在昊天寺(遺址在今北京西便門內大街路西)見面的。這個說法出自《光緒順天府志》：“(昊天)寺故基在西便門街之西，宋徽、欽二帝曾會于此。見《燕云錄》。”如果說法能被確認，那么昊天寺又成為“靖康之難”的一個重要見證了。

　　其實，昊天寺是座遼代興建的大型皇家寺廟。

　　話說遼道宗清寧五年(1059)，秦越大長公主入駐棠陰坊的府邸，并打算修建一座廟宇。秦越大長公主的身份十分顯赫，她是遼圣宗的女兒，遼興宗的妹妹，也是韓國王蕭惠的妻子，她的女兒更是嫁給了遼道宗皇帝，即遼道宗的懿德皇后。蕭惠曾經擔任遼南京的統(tǒng)軍使，權勢極大。而秦越大長公主晚年崇佛，把自家宅第、田產、奴婢等悉數捐出，用來修建大昊天寺。只可惜寺廟尚未建成，她便去世了。她的女兒懿德皇后為盡孝心，一次施財13萬貫，女婿遼道宗也助資五萬。清寧八年(1062)，昊天寺建成，遼道宗為其起名“大昊天寺”，并親筆書寫了山門上的匾額。與此同時，廟前的東街也被更名為昊天寺街。所以，大昊天寺是憑借著舉國之力，被修建得宏偉華麗。

　　據史料記載，大昊天寺的殿堂華美如皇宮，比當時的巨剎憫忠寺更加奢華。而大雄寶殿后側還建有高二百尺的精美寶塔一座，由此也成為遼后期燕京城內的重要佛教中心之一。

　　如果徽欽二宗在此相會，倒也是個絕好的地點。只不過，按照前面的推斷，二宗居住之所相去不遠，難道一定要舍近求遠地到此見上一面么？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 大昊天寺重修。也就在此時，一種名曰“延祐通寶”的錢幣問世，它屬廟宇錢的一種，又被稱作“寺觀錢”。民間將它稱作供養(yǎng)錢或供佛錢。據說在西便門內大街地下設施的建設與改造中，還曾挖掘出此錢幣。

　　據文獻記載，昊天寺于清初時尚存。至清末，寺廟原址已廢為菜圃。上世紀40年代，此處名曰“郝井臺”，且有一座規(guī)模很小的廟宇。依照一些文史學者的看法，由于“郝”與“昊”讀音接近，郝井臺應是昊天寺的舊址。后來，此地為第五機械工業(yè)部第三設計院、長城光學儀器廠的工作場所，郝井臺被徹底拆除。

　　門頭溝韭園村：傳說中此處囚禁過徽欽二宗

　　門頭溝區(qū)大西山永定河一側，散布著一處又一處村落。其中一處村落名為韭園村。村內有個“大寨”的地名，此大寨非山西昔陽縣的彼大寨，這是一處古代的軍事遺址。之所以起名大寨，據民間說法，是元代黃河流域的漢人將蒙古士兵稱為韃子，此地又為蒙古士兵長期使用，因此當地村民稱它為“韃寨”，久而久之演變?yōu)椤按笳薄?/p>

　　北京地區(qū)最不缺少的便是民間傳說。比如，韭園村大寨便有囚禁徽欽二宗之說。您還別不信，這個說法居然出現于韭園村的公開資料中。

　　據村委會的說法(也為村里老人們認同)，金兵押解徽欽二宗北上途中，曾經過韭園村一帶。金兵發(fā)現大寨位置優(yōu)越、易守難攻，是個安營扎寨的好地方，便將徽欽二帝暫時囚禁于此。此后，當地民眾為紀念兩位“落難皇帝”，將這里稱作落難坡。

　　如今，大寨遺址就坐落在韭園村的一處山腰臺地上，看上去破敗不堪，四面圍墻大都已坍塌，但地基仍在。

　　至于大寨是否真的囚禁過徽欽二帝，其實并沒有確鑿的史料證明，只是老一輩村民的口口相傳。

　　我們推想一下，徽欽二宗自汴京(現在的河南開封)一路北上，除了在燕京等重要地點停留時間略長外，基本處于輾轉遷徙的狀態(tài)，直到抵達五國城。自進入而今北京的境內，二宗于官道上的駐留地點必定不會少。進入大西山之后，也會在許多村落停留。如此說來，韭園村大寨出現“二宗囚禁地”也并非不可能。只是大寨堡壘究竟是元代出現，還是宋金時期出現，抑或更早，目前還無法確定。

　　仙露寺遺址：囚禁宋代王公貴胄之所

　　仙露寺的位置大致在今廣安門內大街中段，也就是回民學校的所在地。有關這座廟宇的文獻資料，確實比較少見。

　　據文獻記載，清康熙年間，菜市口地區(qū)的居民曾挖掘出遼世宗天祿三年(949)舍利石函一個。據石函題記可知，挖掘地正是遼代仙露寺舊址。此題記的出土至少說明一點：仙露寺在遼世宗時代就已成為燕京的重要寺院。

　　至遼代末期，仙露寺儼然成為一座規(guī)模龐大的寺廟，它能作為容納北擄的大批宋皇室成員、貴胄、官員等的房舍用地，不是沒有理由的。

　　法源寺：囚禁過宋欽宗的地方

　　法源寺是宣南地區(qū)最值得游覽的一座古剎，也是北京城區(qū)內歷史最悠久的古剎，它的前身便是始建于唐貞觀十九年(645)的憫忠寺。

　　昔日的憫忠寺與唐太宗李世民、武則天、安祿山、史思明等重要歷史人物有著很多瓜葛。進入遼代，憫忠寺乃是遼南京城內最著名的大剎。它所處的位置極為優(yōu)越：西臨燕京衙屬，與皇城相望。由于南京城的南門不常開，所以這里成為南來官員、客商必經之地。遼國皇帝不僅經常來憫忠寺做佛事，還在此接見北宋、西夏、高麗等國的使臣。1022年(遼太平二年，北宋乾興元年)宋真宗去世時，遼圣宗甚至下令在憫忠寺設御靈，建道場。

　　有遼一代，憫忠寺都是燕京諸剎之首。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天會五年)宋欽宗以第七批北擄之身，于四月初一從汴京啟程，至七月初十抵達燕京，隨后入駐憫忠寺。至九月，徽欽二宗再次北上，欽宗居住在憫忠寺，約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如今，憫忠寺所遺遼金時代的文物不多，它的主要建筑大都是明清以后重修的，要想找尋宋欽宗生活的遺跡確是不太容易了。

　　圣安寺：建造于岳飛抗金的那段時間里

　　史籍文獻中的大圣安寺是金天會年所建，“天會”乃是金太宗完顏晟在位時所使用的唯一年號(1123 至1135年)。此時段，正好與岳飛抗金的時間相吻合。

　　初建時的圣安寺位于金燕京城內的東柳湖村。相傳寺外有湖，湖邊垂柳拂岸，景色秀美，因此圣安寺又被稱為柳湖寺。就在這天會年間，從南方來了兩個化緣的和尚，一名佛覺，一名晦堂。他們在燕京負有盛名，信徒上萬。其時，在位之完顏晟初創(chuàng)各種典章制度，他與同樣崇佛的皇后出資數萬在柳湖村建寺，接納了二位大師，由此，民間百姓便俗呼該寺為柳湖寺了，旺盛的香火也開始燃起。

　　至金熙宗完顏亶在位的皇統(tǒng)元年(1141年)，金與宋簽訂合議，宋對金稱臣，每年貢銀絹25萬兩匹。金熙宗完顏亶霸氣地賜名該寺曰“大延圣寺”。

　　現在，若您在網絡上搜索“圣安寺”，出現次數最多的一定是位于湖南省岳陽市大龜山頂的圣安寺。而從創(chuàng)建時間上推斷， 岳陽圣安寺確實要早于北京圣安寺，然就其建筑規(guī)制、等級而言，北京圣安寺卻要遠勝過岳陽圣安寺。

　　為啥有關北京圣安寺的信息會如此缺乏？其實，實地走訪一趟便不難做出回答了。這座近九百年的大廟目前只留存一座山門、一座天王殿、一座配殿及若干建筑小品。直到上世紀中期，圣安寺依然基本完整，其建筑為明清時代重修，金代遺跡基本無存。

　　在圣安寺的明清建筑中，最值得稱道者，莫過于大雄寶殿內的明代壁畫。壁畫的創(chuàng)作者是明宣德年間的宮廷畫師商喜。商喜擅長山水、人物、花卉、走獸。傳世作品有《明宣宗行樂圖》軸與《關羽擒將圖》軸(現藏于故宮博物院)，而他所繪制的廟宇壁畫作品留存到上世紀中葉以前者，據說只有圣安寺一處了。

　　曾為圣安寺所擁有的珍貴文物目前尚存兩座畫像碑。其中一座前刻旃檀佛像，有諸表臣記；后刻達摩像，有李言恭贊。另一座，前刻觀音像，后刻關圣像，均刻有“萬歷己丑八月”字樣。這兩座石碑目前被收藏于法源寺毗盧殿外側。此外，保存基本完好的瑞像亭被遷至陶然亭公園西門內北山頂，成為俯瞰整個陶然亭的地標建筑。

　　遼南京的燕角樓：或許見證著金熙宗駐蹕燕京的歷史

　　天會十三年(1135年)，年僅13歲的金熙宗即位。他從小受教于漢族文士韓昉，所以漢化較深。曾有說法，將金熙宗描述成“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金熙宗希望以文治天下，而非傳統(tǒng)的武力，他提倡“尊孔養(yǎng)士”，重用漢族士人。

　　天會十三年(1135年)四月，宋徽宗在五國城病故。當消息傳到燕京時，有出使金國的宋臣在燕京追悼宋徽宗，金熙宗下令不要干預，也就是在這時候，金熙宗已打算停止侵宋戰(zhàn)爭。天眷元年(1138)，金熙宗正式表示愿與南宋議和，并互派使節(jié)。只可惜，完顏宗干、完顏宗弼等主戰(zhàn)派很快把持了朝廷，宋金之間戰(zhàn)火又起，岳飛亦成為南宋抗金的絕對主力。

　　就在岳飛與完顏宗弼鏖戰(zhàn)郾城的那段日子，金熙宗決定巡視燕京。天眷三年(1140)四月，金熙宗從上京出發(fā)，九月到達燕京。進入燕京時，他使用的是全套漢地天子的儀式。金熙宗一直住到次年九月，長達十個月。在燕京期間，他朝拜過金王朝的太廟，也親自朝拜了孔廟，還對遼與北宋的亡國之君們進行了安撫：將遼天祚帝耶律延禧由“海濱王”加封為“豫王”，將宋徽宗由“昏德公”晉封為“天水郡王”，將宋欽宗由“重昏侯”晉封為“天水郡公”。

　　金王朝有“以武立國”的傳統(tǒng)，武人力量一直左右著國政，所以，金太宗、金熙宗所實行“文治”的政策，受到了武人的百般阻撓。至皇統(tǒng)元年(1141)，手握重權的貴族將領完顏宗干病死，完顏宗弼打算繼續(xù)掌權。這位完顏宗弼，就是岳飛最重要的對手兀術。他利用金熙宗對重臣完顏希尹的不滿，奏報希尹企圖謀反，熙宗隨即下令，讓完顏宗弼帶兵包圍了希尹的住宅，殺死了希尹及其四子。希尹的宅邸位于燕京檀州門一帶，也就是今菜市口以西的地方。

　　此后，完顏宗弼不僅掌握了朝廷的軍政大權，且掌控了燕京地區(qū)，19歲的金熙宗幾乎成為傀儡。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岳飛以“莫須有”的罪名慘遭趙構、秦檜等人殺害。

　　而今已經無法確定金熙宗所祭拜的太廟與孔廟位置，或許我們可以推測，在金中都出現以前，遼南京時代的土城墻體還被保留了下來。若是如此，位于今北線閣街與廣安門內大街交會處的遼南京城燕角樓便很可能是金熙宗駐蹕燕京的重要見證了。

　　燕角樓是遼代南京子城東北角的角樓。昔日的子城位于遼南京城的西南角。由于子城的西南、西北、東南三個角都與遼南京城墻相交，只有東北角獨立，于是單獨建造了一座燕角樓，以保持子城的完整。燕角諧音是“煙閣”、“線閣”，后來演變?yōu)槟暇€閣路、北線閣路。

　　這座燕角樓早已無存，只有一座白色的紀念標志，矗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旁。

　　國家博物館：收藏著與“滿江紅”相關的宋金文物

　　就在“靖康之變”發(fā)生未久，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繼位，年號為建炎。這位皇帝自登基之日起便一直生活在擔驚受怕的境遇中，很長時期內，他的“護身符”是四位重要將領。這四位將領的畫像摹本《中興四將圖》就放置在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遼宋夏金元時期”的展廳之中，作者是經歷了南宋孝宗、光宗、寧宗三朝的宮廷畫家劉松年。“中興四將”是指南宋初年保家衛(wèi)國的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和岳飛。能把岳飛等畫入作品，至少說明劉松年進行創(chuàng)作之時，岳飛已獲平反。

　　在國博展廳內，還存放著一件黑鐵鑄造的文物。這件文物是一個人的跪像，即秦檜。它來自京城內早已消失的一座精忠廟，也就是岳飛廟。這樣的跪像，不僅北京岳飛廟里有，河南湯陰的岳飛廟(岳飛出生地)、杭州的岳飛廟(岳飛的去世地)中也有。

　　作為南宋敵對方的金國，留在世間的文物也不少。在國博的展廳內，便有三件文物值得一說。一件是金代早期制作的雙魚紋青銅鏡，它得以流行或許與女真民族的漁獵生活習慣有關。也有人認為，女真青銅鏡上的魚紋可能與女真族信仰“薩滿教”有關。第二件文物，是“柳毅傳書故事場面”青銅鏡。為女真民族制作的青銅鏡背面，居然雕刻著漢民族的傳奇故事，是不是有點兒意思？第三件文物，叫做“列鞢”，這可是金代女真貴族在腰間佩戴的飾品。據說，國博內收藏的這件列鞢發(fā)掘出來時是被層層絲綢包裹著的。由此可見，它的主人一定是個地位較高的皇親貴胄。

　　北京青年報 作者：申哥